广松涉曾指出,黑格尔左派内部存在三种潮流,即“施特劳斯、鲍威尔、费尔巴哈的宗教批判的系列”与“切什考夫斯基、赫斯的黑格尔历史哲学批判的谱系”,以及“经由卢格而与马克思相关联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谱系”,马克思主义则是“通过对这三种潮流的综合·扬弃而形成的。”①这一提示值得人们重视。实际上,切什考夫斯基于1838年出版的代表作《历史哲学导论》(以下简称“《导论》”)在当时产生了巨大影响。如麦克莱伦所言,他是“第一个促进后来若干年内青年黑格尔派中开始迅速世俗化”的人,还是“第一个提倡行动哲学用以发展黑格尔精神哲学”的人。②他最先表达了对青年黑格尔派局限于“思想的批判”的不满,其关于“能够包括将来并导致行动的哲学观念”被赫斯发展,后者将这种哲学与法国社会主义相结合,这一路径也是马克思“所要走的道路”。③罗布考维奇(N.Lobkowicz)甚至认为,“不求助于齐茨考斯基就不能充分把握马克思”。④然而,综观现有研究,不仅存在着大量否定马克思受到了切什考夫斯基影响并误解了切什考夫斯基思想的情况,而且在肯定马克思受到了切什考夫斯基影响的观点中也存在过度夸大的倾向。国内甚至连切什考夫斯基的名字(August Cieszkowski)和其代表作(Prolegemena zur historiosophie,即《历史哲学导论》)的译名都未统一。切什考夫斯基究竟多大程度上影响了马克思其实还是一宗有待破解的谜案。近年来,随着马克思主义思想史和理论史研究的兴起和推进,马克思与相关人物和资源的关联及其思想比较研究,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这一路径不仅有助于拓展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版图,还对深化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的学理性阐释,提升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术性和思想性并强化其当代意义等,有着积极的价值。基于此,本文试图对马克思与切什考夫斯基的思想关联做一系统考察,望对理解切什考夫斯基思想资源,以及更好把握其与马克思的思想关系有所助益。 一、学界对切什考夫斯基思想资源的忽视与错置 切什考夫斯基的思想资源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并未受到有效重视。这一现象普遍存在于先前一些著名的青年马克思研究者中。梅林、尼·拉宾、城塚登等是明确否定马克思受到切什考夫斯基影响的代表。关于马克思于1836年进入柏林大学求学这段时间,梅林只提到了甘斯对马克思的影响,在提到马克思于“博士俱乐部”中受到的影响时,也只提到了布鲁诺·鲍威尔和卡尔·弗里德里希·科本。⑤尼·拉宾尽管关注到了马克思与赫斯的关联,却忽略了后者与切什考夫斯基的关联。他更多的是强调费尔巴哈对赫斯的影响,并认定赫斯在《二十一印张》中的文章“是运用费尔巴哈的异化理论来说明社会经济问题的尝试”。⑥城塚登由于过于看重马克思与启蒙思想的关联,也将青年黑格尔派视为启蒙主义者,并将鲍威尔的自我意识哲学等同于整个青年黑格尔派的哲学。卢卡奇尽管承认《导论》对赫斯产生了影响,但由于他认为切什考夫斯基的“实践”概念存在局限性,因此“他拒绝接受‘切什考夫斯基对马克思有影响’的任何观点”。⑦实际上,他们都有意或无意无视了马克思思想中的切什考夫斯基资源。 另有学者尽管关注到了切什考夫斯基,但由于未注意到他与青年黑格尔派的异质性,也潜在地导致了对马克思思想中的切什考夫斯基资源的否定。科尔纽就将切什考夫斯基思想与青年黑格尔派的整体倾向相等同,认为青年黑格尔派都反对黑格尔将辩证法局限于研究过去和现在的观点,觉得他剥夺了辩证法探讨未来的权利。他们自己则力图使哲学成为改变世界的哲学,于是将黑格尔辩证法同其哲学体系对立起来,并从中推演出一种新的哲学,即行动哲学。《导论》首次表达并实现了对黑格尔哲学的这种革命性改造,以费希特为榜样隔断了思维与存在的联系,主张“历史的进程应该这样来决定,即用应有来对抗存在,用应该实现的理想来对抗现状”。青年黑格尔派与费希特的不同仅在于,前者更重视生产关系在世界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先于马克思的学说把哲学理解为‘实践’(当然,这种理解还是唯心主义的),并因此而预见到哲学本身的终结和它将为社会活动所代替”。但和所有唯心主义一样,切什考夫斯基“不是把实践看做目的在于直接地实际改造现存社会制度的革命活动,而是看做一种批判,这种批判应该通过对现存制度的原则上和理论上的否定来改变现存制度”,整个青年黑格尔派的哲学也就是“这种用精神活动即意志来决定历史发展的行动哲学”。⑧这种将切什考夫斯基视为从黑格尔向费希特后退的观点,近乎一种学术定论。如麦克莱伦就指出,切什考夫斯基与青年黑格尔派一样“更接近费希特,超过接近黑格尔。”⑨苏联学者马利宁等人也认为,“契希考夫斯基对费希特和叔本华比对黑格尔更接近”。⑩一旦将切什考夫斯基与青年黑格尔派相等同,就势必消弭其理论的独特性,进而忽视其思想资源。关键是,将切什考夫斯基视为一个完全的费希特主义者,也并不符合实际。 的确,迄今尚无直接的文献材料证明马克思受惠于切什考夫斯基思想。由于《导论》的印数有限且未再版,无法断定马克思是否读过该书,青年马克思的大量文本中也难觅切什考夫斯基的踪迹。马克思于1882年1月12日致恩格斯的信中说:“这个采什科夫斯基,如瑞士出生的毕尔克利所说,是个伯爵,另外他还是个‘哲学博士’和‘黑格尔分子’,甚至是‘马克思的同乡’即‘普鲁士’国民议会中的‘波兹南议员’,——就是这个伯爵等等,有一天真的在巴黎(《德法年鉴》的时代)访问了我,他弄得我简直一点不想,也无法去阅读他的拙劣的作品。”(11)然而,这些均不足以否定马克思受过切什考夫斯基的影响,因为考虑到切什考夫斯基在当时的巨大影响,其思想完全可能间接影响了马克思。实际上,上述信件中说的“拙劣的作品”并非指《导论》,而是指其1839年出版的《论信贷和流通》。(12)切什考夫斯基在其中主张用土地代替贵金属作为价值的担保者来展开社会改革,并通过无息贷款的方式实现社会公正,这显然相异于马克思同期的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立场,从而必然引起马克思的反感。该信不但难以证明马克思与《导论》毫无关联,反而恰好说明他可能早就了解切什考夫斯基及其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