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历史哲学的语言学转向突出了历史哲学、历史思想或历史理论的叙事性质。元叙事是指这样一种思维模式和话语结构，即以一种普遍化的潜在假定和话语形态，将历史理解、叙述、整合为一种普遍性话语，默认或承认“历史认知—历史语言—历史存在”的同一性，假定并揭示贯穿于“过去—现在—未来”的整体历史线索，确认历史进程的目标与方向，以此赋予历史存在以普遍性的意义。简言之，元叙事或宏大叙事是一种话语生产机制，它将普遍性植入历史存在，使历史存在转化为人的对象性存在，从而，为历史理解与历史表述提供话语整合机制与前提性的合法基础。在这种语境下，西方主流学界将马克思唯物史观视为典型的元叙事或宏大叙事，例如，罗素曾写道：“他①是一个复兴唯物主义的人，给唯物主义加上新的解释，使它和人类历史有了新的关联。再从另外一个方面看，他是大体系缔造者当中最后一人，是黑格尔的后继者，而且也像黑格尔一样，是相信有一个合理的公式概括了人类进化的人。”②柯林伍德、卡尔·波普等思想家也持类似判断。对此，本文的关切与问题是：虽然将马克思的历史思想定位于元叙事的判断具有合理性，但是不能将马克思的历史思想仅且视为一种元叙事，其理由何在?马克思的历史思想存在小叙事的维度，这何以可能? 一、为何不能将马克思的历史思想仅视为一种元叙事话语 在苏联阐释话语体系的笼罩性影响下，马克思的历史思想被标识为“历史唯物主义”，③这套解释话语的暗含观点与隐蔽前提是：指认马克思洞悉、揭示了历史的秘密与规律，以“历史与逻辑相统一”作为隐蔽基础，施展了对于历史存在的元叙事建构。于是，苏联阐释体系将辩证法中的“矛盾”作为公式化的、外在的、抽象的框架，对马克思历史思想展开解读与阐述，确认其沿着两个层叠型结构建构了历史叙事：其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且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解释为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这是历史的动力系统、基本矛盾与决定性力量)；其二，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统一，而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又被视作社会形态的内在矛盾。基于此，社会形态被递进式地归结为如下几个阶段：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或称为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共产主义社会。“五阶段论”直观地体现了元叙事所强调的历史主线、历史方向、历史进步论。同此，20世纪80年代以降，为突破苏联教科书阐释体系的束缚，马克思思想的人学维度被揭示并彰显出来，由之形成了从“异化”到“解放”的人学历史叙事主线。它援引马克思早期文本直至《经济学手稿(1857-1858)》，高扬马克思历史叙事的这一线索：从人对人的依附到人对物的依附，再到人的解放(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总之，上述解释框架或以生产方式为历史发展的叙事线索；或以历史进程中人的状态作为叙事线索，以人之解放与全面发展作为历史发展的目标。这两种思路均认为，历史存在同一性规律，有其贯穿始终的内在发展线索，历史进程存在着目标与方向。换言之，上述阐释范式均潜在地认定了马克思历史思想的元叙事性质。 但即便如此，仍有如下五个问题值得斟酌：第一，马克思历史思想的元叙事阐释范式如何考量马克思提出历史思想命题的具体性与针对性?元叙事阐释范式是否盲目地越出了范围和边界，暗中将唯物史观的经典命题上升为一种抽象的规律，并脱离了马克思原初的思想用意?第二，马克思拒斥形而上学的运思模式，不满于“解释世界”，那么，马克思对黑格尔式实体论形而上学的拒斥是不是意味着一种非元叙事的解释可能?更为重要的是，“并不是‘历史’把人当做手段来达到自己——仿佛历史是一个独具魅力的人——的目的”④。在此，马克思、恩格斯拒斥了黑格尔的历史理性，否定了外在于人的普遍历史，超越了黑格尔式元叙事历史哲学。第三，马克思的历史叙事也存在非普遍的、非同一的历史叙事维度。例如，1877年，马克思明确澄清了那种误解：将马克思的历史思想、历史叙事，理解为一种普遍性的话语与理论。事实上，马克思无意“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⑤第四，元叙事与意识形态具有内在的契合性。意识形态即“‘把特殊的东西说成是普遍的东西’……‘把普遍的东西说成是统治的东西’”，⑥既然马克思坚定地批判并超越了意识形态，那么马克思历史文本中的元叙事结构与批判意识形态的内在紧张就值得重视。换言之，即便马克思认可元叙事，那又如何理解并协调元叙事与意识形态批判这二者在马克思思想内部的冲突?第五，如果共产主义的实现是一种客观的、历史的必然趋势，那么，如何理解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自觉对于历史发展的重大意义?如何面对柯亨的提问：“如果社会主义是历史进程的一个不可避免的必然结果，那么为什么还要进行社会主义的斗争呢?”⑦伊格尔顿曾写道：“在《共产党宣言》中，他将资本主义的衰落和工人阶级的胜利说成是‘同样不可避免的’。但这并非因为马克思相信历史深处的神秘法则会自然而然地将人类带入社会主义，无论人们是不是为之付出了努力。如果情况真的是这样，那马克思为什么还要为政治斗争而大声疾呼呢?如果社会主义真的是无论如何都会到来的，我们只需坐等社会主义到来就好了。”⑧这意味着，将共产主义的历史必然性理解为一种客观的、外在化的进程，是一种对唯物史观的误读。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中，阿格尔甚至暗示，马克思并未认定共产主义必然实现。当然，上述思虑并未完全否定马克思历史思想的元叙事解读的合理性，也绝非完全认同激进的后现代思潮对元叙事的解构。马克思的历史思想是以元叙事为主导的，但其中仍有不可忽视的小叙事的成分与维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