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世界，‘文明’一词不绝于耳。它频频出现在各种场合中。”(马兹利什，第9页)然而迄今为止，学术界还没有真正把文明概念的内涵及其历史演变厘清。国内外对文明问题的研究，往往把文明和文化混淆使用，如使用边界和内涵不清，在讲文化问题时突然跳到文明问题上，在讲文明问题时又忽然跑到文化问题中。这就影响了对文明问题作精准且深入的学理研究。针对这一问题，本文以唯物史观为指导，运用中西对比、纵横结合和词源学等研究方法，从哲学上重点厘清中国、西方和马克思主义视域中的文明概念内涵及其历史演变，以期进一步深化文明及文明史问题研究，为实现文明问题研究上的突破作出一些基础性探索。 一、汉语中的“文明”概念与中华文明 谈论文明，需要先从中华文明谈起。文扬在《文明的逻辑——中西文明的博弈与未来》一书中对中华文明作了较为全面深入且具体细致的论述，认为中华文明是由原住民在原居地从原始文明发展起来的具有连续性的文明，其发展一直没有中断，具有连续性和统一性，属于第一代的原生文明。西方文明是从古埃及文明、古希腊文明等发展而来的非原生文明，不具有连续性。(参见文扬，第55页)不仅如此，汉语中的“文明”早在法文civilisation出现的2000多年之前就已经使用了。法国的伏尔泰曾讲过，人类文明史是从中国开始的，他对人类文明史的研究也是从中国开始的。(参见梁守锵，第108-114页)《风俗论》是伏尔泰的一部主要著作，该书表现出他对中华文明的浓厚兴趣，明确将中国历史的起源确定为基督纪元前2602年，且第一次把整个人类文明史纳入世界文化史，由此打破了以欧洲历史代替世界历史的“欧洲中心主义”历史观，开创了人类文明史或世界文化史研究的先河。伏尔泰认为，东方民族早在西方民族形成之前就有了自己的历史，西方人没有理由不重视东方。“当您以哲学家身份去了解这个世界时，您首先把目光朝向东方，东方是一切艺术的摇篮，东方给了西方以一切。”(伏尔泰，第231页) 首先，汉语所讲的“文明”是一个时间和空间概念，主要是从历史时间和历史空间的统一来谈文明和中华文明。汉语中的中华文明，源自华夏民族书写文字符号的精深文化，它生动且鲜明地描述了人类在自然与社会环境中，通过“人文化成”“照临四方”“光明普照”等理念，不断向明而进的历史进步过程。“明”，按《说文解字》即“照也”。《史记·历书》说：“日月成，故明也。”《周易·系辞下》曰：“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周易·乾》又曰：“大明终始”“天下文明”。这意味着，当中国人使用汉语来讲自己的“中华文明”时，主要是在原本的“人文化成”和“光明普照”的含义上使用的。(参见文扬，第47页)中华文明每传播至一处，便会在那里持续发挥“经纬天地”(文)与“照临四方”(明)的作用。正如文扬所指出的那样，中华文明具有一种任何其他文明都不具有的独特性，是一种将历史空间和历史时间统一起来的独特性存在。众多谈论文明的专家学者在对一万多年人类文明史进行归纳和分类之后，不约而同地认为，无论研究哪一个历史时期的人类文明，无论把同一历史时期的文明分成哪几个文明，无论在历史上总计分辨有过哪些文明，中华文明都是其中之一。而且，中华文明是唯一的具有连续性、统一性的文明。其他文明要么早就中断，如古埃及文明、苏美尔文明等；要么只在较晚的时期才出现，如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等；要么难以确认是否可以单独列为一种文明，如日本文明、犹太文明等。在这个意义上，可以将中国称为“文明型国家”，因为一谈到中国，就一定要谈到文明；一谈到文明，就一定要谈到中国。(参见文扬，第51页)就是说，中华文明具有连续性、统一性，文明和国家二者之间具有内在的本质联系，应结合彼此进行理解和把握。这样的文明和国家必将影响世界，也必将持续影响人类历史、人类文明。尽管在某一历史时期、历史时段、历史区间，中华文明遭遇蒙尘，但具有历史耐性、历史韧性的文明和国家必将实现伟大复兴，必将实现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必将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也必将巩固和高扬中华文明的文化主体性。文扬指出，在探讨人类文明问题时，中华文明因其独特的历史地位和持续的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参照点。它不仅在空间和时间的框架内为理解人类文明提供了视角，而且在许多情况下是不可或缺的参照。就是说，“只要提到文明，中华文明就是绕不过去的”(文扬，第52页)。显然，这与布罗代尔把文明主要理解为作为“文化领地”的空间概念是有明确区别的，也与汤因比所谓的“摇篮地的转移”有本质区别。(参见同上，第12、27页) 其次，汉语所讲的“文明”多指中华文明、天下文明。据文献记载，汉语中的“文明”概念，既涵盖人类文明的普遍价值，如“协和万邦”“兼济天下”“世界大同”等理念，也特指群体文明，尤其是中华文明，同时亦包含个体文明的表现，如个体行为举止中体现的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等教养。然而，它相对讲得更多的，是群体意义上的中华文明、人类意义上的人类文明，这是主题和主体。譬如，中国古代儒家所讲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如此。修身，就是个人借由学习、自省及修行等途径，提升自我文明素养，涵养高尚品德与文明习性；齐家，就是管理好自己的家庭，使家庭成员之间彼此尊重、和睦相处、互相关爱；治国，就是将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确保政治清明、经济昌盛、文化进步、社会安定，从而让民众安居乐业；平天下，就是在修身、齐家、治国的基础上，使天下太平，即实现协和万邦、兼济天下、世界大同。这里，“修身”作为逻辑起点，强调个人品德的提升；“齐家”作为逻辑拓展，意味着家庭关系的和谐；“治国”作为逻辑关键，涉及国家治理的智慧与担当；而“平天下”则是逻辑指向和目标追求，体现了对社会和谐与人类福祉的深切关怀。显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一个从微观到宏观、由小到大的逻辑拓展和提升进程，既讲到个人这一个体，又讲到家庭、国家这一群体，还讲到人类，而且最高最终的目标指向是人类社会达至太平，人类文明不断进步。早在2500年前的中国古典文献《周易·乾》中，即有“见龙在田，天下文明”之语，《尚书·舜典》亦载有“浚哲文明”之说。这表明，汉语中的“文明”是与“平天下”本质联系在一起的。 再次，汉语所讲的文明主要指“文明本身”，而不是“文明之间”，它在总体上不涉及种族之间的问题，若有涉及，讲的也是种族差异、相互包容，而不是种族歧视。因而，它不是在西方所谓的等级、优劣、傲慢、歧视意义上使用的文明概念，而主要是在自我克制、自我约束、自我调节、自我超越、自我改善、自我进步从而向前迈进的意义上使用的文明概念。这样的“文明”意味着改变其发展状况，而不是改变其社会地位。梁启超认为，汉语中的文明意指“自发达、自竞争、自团结”(转引自文扬，第47页)，并不预设不同文明间的高低优劣，而西方则多在种族论和进化论意义上使用文明概念。正如文扬指出，“种族问题的要害不在于差异，而在于基于差异之上的歧视”，“文明问题与种族问题很接近，所以其要害也不在于差异，而在于歧视”。(文扬，第4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