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改变世界”的理论指导和实践功能，带领人民不懈探索民族复兴和现代化新路，在推进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的良性互动基础上创造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进而促进社会发展进步和人民幸福解放的实践过程。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这一原创性命题和标识性范畴，既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入新时代发展特质的理论概括，也是对百余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演进的规律总结。实践辩证法是辩证法的合理形态，其核心要旨在于通过实践活动来“改变世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既是一场波澜壮阔的历史实践活动，也是对“现实世界的辩证运动的自觉的反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第298页)，蕴含着深刻的实践辩证法意蕴。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和“文明的活的灵魂”，应该以理论思维切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宏阔的历史征程。这就要求我们走向历史深处，重新发现和深度激活历史实践中的辩证法，以揭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进程中“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8页)。基于此，为了深刻把握实践辩证法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为出场方式及在场方式的核心要义和思想精髓，必须以实践辩证法为地基自觉探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出场逻辑、样态特征和实践进路。这对于深入把握中国共产党百余年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规律，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一 实践辩证法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内在统一性 马克思从人类物质生产实践活动出发，突破了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的桎梏，创立了把“感性”理解为人的实践活动的“新唯物主义”，并强调辩证法不是纯粹客观的、外在的辩证法，而是主体的、“革命的”和“实践批判的”辩证法，实现了辩证法从精神形态到实践形态的现实转向。(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499页)从马克思主义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再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既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总体性在中国的具体化，也是实践辩证法世界观和方法论在中国的具体化。这种实践辩证法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所具有的内在统一性，具体呈现为普遍性与特殊性、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社会再造与主体实现等多重辩证关系的统一。 1.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 “黑格尔的普遍概念似乎总是‘主宰着’特殊性、行动能力和偶然性，同质的精神由于把差异和物质性逼到历史的幽暗深处，才得以创造了一个辩证法。”(阿尔布瑞顿，第105页)不同于黑格尔，马克思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一特殊的实践活动中把握“普遍”的存在，将之视为一种“具体的普遍性”。马克思创立的实践辩证法从特殊性、历史性和具体性出发理解现实事物，呈现出“特殊性—普遍性”结构，实现了对黑格尔“普遍性—特殊性”辩证法结构的“颠倒”。(参见陈广思，第37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并非对马克思主义的摹写或对各国经验的照搬，而是在中国特有的社会实践中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的运用和发展。中国共产党破除了早期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的错误思想路线，在探索实现民族复兴和人民幸福的道路中始终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具体的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在普遍与特殊相结合的探索中创造了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 “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关系，就是矛盾的共性和个性的关系。……这一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19—320页)1938年，毛泽东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命题，其核心要旨在于实现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结合，其内在理路则是对辩证法的哲学自觉与实践运用。即是说，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普遍性一方，必须同中国历史、文化和现实实践的特殊性相结合，才能实现辩证综合和多元创新。进言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对一切事物中普遍存在的矛盾及其相互依赖、相互斗争的辩证关系的理论自觉与实践运用，它强调基本原理与具体实际的结合必须是历史的、具体的。只有解决中国本土的个性化问题，马克思主义才能发挥其“改变世界”的实践功能。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发展历史，首先是一个实践道路的创新问题，它始终遵循马克思“具体的普遍性”的辩证法原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性实践，是中国共产党人结合世界历史经验和悠久文化底蕴，独立自主地探索和创造出来的，这一历程在其观念形态中总体上实现了从“走俄国人的路”到“走自己的路”的范式转向。“‘走俄国人的路’既蕴含社会主义道路方向的普遍性，又蕴含‘城市暴动’革命途径的具体性，是普遍性与特殊性、共性与个性的辩证统一。”(陈加飞，2021年，第23页)毛泽东指出，“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11页)。回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百余年历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立足中国特殊的革命实际，顺应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潮流，在总结中国革命正反两个方面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破除了以俄国经验为主导的实证化倾向、以本本主义为主导的形而上学思维，创造性地走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方向和革命方式的普遍真理的前提下，积极扬弃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基于欧洲地域革命道路的原初设想、俄国革命党人基于城市武装暴动的“城市中心论”，以及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曲折的道路探索等多重革命范式。在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发挥“改变世界”的主体能动性，推进了“卡夫丁峡谷”的中国式跨越，成功实现了从“以苏为鉴”到“走自己的路”的道路转向。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启、坚持和发展，既明确肯定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普遍性，又清晰概括出中国具体的特殊性，创造性地实现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有效结合、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的初步融合。在这一结合性探索的深层理论逻辑中，辩证法对形而上学的超越体现为从“二元论”的抽象对峙到“二重性”的对立统一，为推进普遍性与特殊性深度结合的道路创新提供了方法论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