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坚持自立自强，突出应用导向，推动人工智能健康有序发展。人工智能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深刻改变了人类生产生活方式，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整个经济社会结构。面对当下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演进的新形势，马克思的“一般智力”概念为我们审视人工智能的时代性发展提供了重要视角。“一般智力”概念所表征的智力或智能本身的一般化趋势，正在随着通用人工智能的“奇点临近”而成为现实。人工智能作为一般智力的当代对象化形态，不仅实际地扬弃了一般智力的自然智能形式，而且潜在地创造了联结人的智能和物的智能的沟通桥梁，并由此构成了当下思考人类智能与人工智能之间关系的基本前提。透过“一般智力”的思想棱镜，可以为我们回应人工智能时代给人类社会所带来的诸多挑战提供一定启示。 一、“一般智力”问题的缘起 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固定资本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一节中，马克思在谈到劳动资料在“加入资本的生产过程以后”，最终发展成为自动化的机器体系的过程时，曾经描述了一般智力通过将自身表现为机器(体系)，对于人类社会生活及其历史进程所产生的影响。其中，最为国内外学界所关注的莫过于下面的经典段落：“自然界没有造出任何机器，没有造出机车、铁路、电报、自动走锭精纺机等等。它们是人的产业劳动的产物，是转化为人的意志驾驭自然界的器官或者说在自然界实现人的意志的器官的自然物质。它们是人的手创造出来的人脑的器官；是对象化的知识力量。固定资本的发展表明，一般社会知识，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从而社会生活过程的条件本身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受到一般智力的控制并按照这种智力得到改造。它表明，社会生产力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不仅以知识的形式，而且作为社会实践的直接器官，作为实际生活过程的直接器官被生产出来。”① 围绕这一段落以及其中提出的关键词——“一般智力”概念，国内外学界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值得肯定的是，这些讨论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于马克思“一般智力”概念的理解，无论是得是失，都需要在当前的学术语境中加以认真对待。然而，一方面，应当指出现有讨论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语境。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明确指出，自动的机器体系作为劳动资料，“不仅从物质方面来看表现为劳动的资料，同时还表现为由资本的总过程决定的特殊的资本存在方式——表现为固定资本”②。也就是说，马克思试图研究的是作为固定资本的自动机器体系，而不是自动机器体系本身③。所以，讨论一般智力问题，不能脱离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现实语境，而将之窄化为纯粹的技术哲学问题。就此而言，正如国内部分学者所说，当意大利自治主义和认知资本主义流派将“固定资本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一节命名为“机器论片断”时，恰恰忽视了其中包含的社会关系维度④。另一方面，即便仅就技术问题本身而言，马克思“一般智力”概念所蕴含的丰富可能性，却也被现有讨论中的技术工具论立场所遮蔽了。以保罗·维尔诺的观点为例，他之所以会批评“马克思忽略了‘一般智力’将自身表现为活劳动的方式”，是因为他认为完全等同于固定资本和“对象化在机器系统中的‘科学力量’”的“一般智力”是同活劳动相对立的。而在后福特制的条件下，“一般智力”作为不能被简化为固定资本的概念体系和逻辑结构起着决定性作用，它表现为多个活生生的主体的相互作用。换言之，真正的“‘一般智力’包括正式和非正式的知识、想象、道德倾向、心理和‘语言游戏’”⑤，这些活动都实际地表现着人的主体性。事实上，不仅维尔诺对于马克思的“一般智力”概念存在一定的误解，而且随着人工智能等最新科学技术的发展，维尔诺所列举的一系列专属于人类的主体行为也正在被作为“物”的智能机器所复现。在此背景下，我们有必要在对马克思的“一般智力”概念进行正本清源的基础上，结合人工智能时代的历史条件，进一步分析马克思的“一般智力”概念。 二、重思马克思对于一般智力的设想 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固定资本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一节中，马克思基于19世纪资本主义工业社会对自动的机器体系的使用设想了一般智力的可能性，也就是通过“一般智力”概念刻画了智力或知识本身的一般化趋势。这一趋势体现在以下三个不同的层面。 1.作为通用能力的一般智力 在马克思看来，一般智力的实质是知识。所以，一般智力来源于人的认识能力，是人的认识的对象化。然而，正如哲学研究中的知识论往往在内容上等同于认识论，因而很难被严格地区分开⑥，表现为知识的一般智力作为对象化的人类认识，同样没有因为将自身仅仅表现为对象化的形态(如维尔诺所说)，而丧失了能动性，同人类认识或活动的原则相对立。一般智力本身就表现为自动化的过程，是“自行运转”的、自动的知识，它“具有技能和力量，它本身就是能工巧匠，它通过在自身中发生作用的力学规律而具有自己的灵魂”⑦。因此，尽管一般智力由于其对象化的性质而对于工人来说“表现为外在的异己的东西”⑧，并进而造成了劳动对资本的实质从属，但这并非意味着一般智力本身是无活力的，只是被动的或惰性的物质现象，它同样是“活的”、能动的，是“自为存在的价值”⑨。 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指出，一般智力不仅是知识，而且是“一般社会知识”，也就是由于其社会化的性质而具有一般性，即通用性。类似于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的二重性，即作为“人类劳动力在特殊的有一定目的的形式上的耗费”、生产使用价值的具体劳动与作为“人类劳动力在生理学意义上的耗费”、形成商品价值的抽象劳动的统一⑩，智力本身同样是特殊性与一般性的统一。前者表现为特殊形式的具体知识和技能，其应用于各种特定的专业场景，如一定的文艺知识、科学知识、工程知识等；而后者正是马克思所说的一般智力，它并非意指“劳动者个人的科学素养”，而是“更一般的思维态度”，“这就是语言能力、学习能力、记忆能力、抽象和联系能力以及自我反思的倾向”，即“思想能力本身”(11)，其通用于人类社会的全部情景。然而，作为“智力一般”的一般智力所具有的通用性，并非来自康德所主张的人的认识能力的先验构造，而是根基于人的社会交往活动，“是生活决定意识”(12)，因为“就这个抽象的规定性本身来说，同样是历史条件的产物”(13)。正是通过社会知识的历史积累，最为通用的一般智力形式才得以涌现。就此而言，“一般智力”和“劳动”一样，都“是现代的范畴”(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