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一个时代流行的正统经济理论或主流经济学被新的经济学说质疑或者推翻的实例比比皆是；一个国家处于弱势的杂乱无章的经济学说被新的经济学体系替代或者整合的实例屡见不鲜。但是，新的经济学说或者体系又是从何而来呢?本文选取一个全球化的视角，试图论述20世纪前后德国、美国与中国之间经济思想的缘起、传承与创新关系，借由枢纽人物——美国经济学家E.R.A.塞利格曼①——的求学、治学、教学过程来管窥这一时期经济思想的发展与演变，期望可以对深入理解中国经济思想史乃至世界经济思想史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鉴，同时也为提升经济思想全球化认识提供一些基础性的分析。 一、20世纪初的美国经济学界和美国留德学生 早在20世纪之前，美国的经济思想就已经与英国的传统经济学主流理论渐行渐远。英国的传统经济学理论强调自由贸易，美国的经济思想不再盲从，而是分裂为多种流派，如美国边际效用学派、古典保守学派、价格经济学派、制度经济学派、数理经济学派、数量经济学派等。其中有一部分年轻的美国经济学家热衷于采用历史和统计的方法分析经济问题，积极支持各种保护主义政策，表现得更具有地域保护色彩、更具有乐观主义精神。从经济思想的传承上看，这些美国经济学家显然接受了德国历史学派的许多观点，而事实也正是如此。“1908年，被问及曾经在何处求学的116位经济学家中，有59人说他们毕业于德国的大学。这些人当中就包括H.C.亚当斯、西蒙·N.帕顿、理查德·伊利、F.W.陶西格、A.T.哈德利和E.R.A.塞利格曼，他们都喜欢卡尔·克尼斯、罗雪尔、施穆勒等学者。”(塞利格曼，2010：623)中国学者刘絜敖也敏锐地观察到这一趋势，更进一步指出：“这许多人于一八八〇至一九〇〇年代先后由德奥归国后，皆各据崇高学府之要津，从事于德奥经济学之输入，故英国一个经济学者赖思黎，曾谓美国的经济学不是独立的发展品，而是从欧洲贩入的舶来品(American political economy is in the main an importation from Europe，not an original development)，这虽是一个合事实的评论，但美国学者之善于输入，确也值得吾人之敬佩。”(刘絜敖，1936) 塞利格曼正是留学德国的年轻美国经济学家之一，并且在美国经济学构建中贡献卓越。②塞利格曼于1879年开始在柏林大学及海德堡大学留学，“就学于瓦格勒及西摩勒耳”(刘絜敖，1936)，现译名为阿道夫·瓦格纳(Adolf Wagner)和古斯塔夫·冯·施莫勒(Gustav von Schmoller)，两位均是德国新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前者也是德国著名的财税学家。相较于英国学者，德国学者更重视政治，因此他们更为关注公共管理的规则，而不是市场定价技术。当时的德国经济学界对政府干预采取的是明确支持的态度。“国家”是经济学方程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是高于个体简单加总的一个整体因素。黑格尔哲学对于德国人具有很强的影响力，这一哲学思想内在地隐含着时间和变化，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国家在精神上总是既高于个人，也高于家庭(塞利格曼，2010：3-5)。显然，塞利格曼也受到这一思想影响，他的主要研究领域是公共财政，他在阐述学术观点和教导学生时指出：“总体来说，我们交税不是因为政府保护我们，也不是因为我们会从政府那里获益，而只是因为政府是我们的一部分。”(Seligman，1895：72) 塞利格曼的老师施莫勒一生大多数时间都在柏林任教，许多来自美国的研究生在那里学习和从事研究工作。施莫勒帮助成立了着眼于社会改革的社会政策协会，积极参与社会改革运动；他主编了《德国立法、行政与国民经济学年鉴》，即著名的《施莫勒年鉴》。他坚信政府干预不仅仅是可行的，而且必须作为保障经济有效运行的唯一手段而得到鼓励。他的著作中很少出现演绎分析的内容，他强调理论必须跟随着历史演进和统计数据而变。塞利格曼集教学研究、社会活动、政策建议为一体的实用主义风格与施莫勒非常相似，他是美国经济学会的主要发起人之一，曾任美国经济学会、国家税收协会主席，也主编了《社会科学百科全书》，为纽约市撰写收入税法律条文，著作等身，且桃李满天下。 塞利格曼的另一位老师瓦格纳是公共财政专家，他受过完整的古典经济学教育，但与其他历史学派经济学家一样重视经济现实的无限复杂性。首先，在关于公共财政的著作中，瓦格纳成功地超越了财政管理的思路，将税收研究纳入经济学一般理论之中。这正是塞利格曼及其他留学德国的美国经济学家回到美国所做的主要工作——让公共财政研究成为一项严谨的科学研究，成为经济学的分支，从而使得经济学的主体内容更加丰富。这一工作开始于19世纪80年代，直到20世纪20年代公共财政才成为一个被明确界定的经济学分支。其次，瓦格纳通过对19世纪许多欧洲国家以及日本、美国的公共支出增长情况的考察，于1882年提出了著名的“公共支出不断增长法则”，或称“政府活动扩张法则”，又称“瓦格纳法则”。受此启发，塞利格曼也具有国际化研究视野，他致力于搜集世界各国的财政理论框架和关于财政问题的相关数据，除了与欧洲学者密切合作外，还通过哥伦比亚大学培养全球学生，亚洲则以中国、印度、日本学生为主(Woker，2018)。 有趣的是，美国第一代公共财政学者几乎都曾在德国学习过，这与其说是巧合，不如说是必然。首先，在当时情况下，只有德国可以提供国际知名学者、研讨式教学和低学费的有机组合(Mehrotra，2007：167-184)。德国学者在公共财政领域享有盛誉，如柏林的瓦格纳、吉森的艾蒂安·拉斯佩尔(Etienne Laspeyres)、莱比锡的卢约·布伦塔诺(Lujo Brentano)、哥廷根的古斯塔夫·科恩(Gustav Cohn)等(Rowe，1890)。其次，德国对历史发展、经济结构和社会政策的关注引起了美国年轻经济学家的兴趣。德国模式带有一种进步的自然倾向，与美国的进步运动主题相合。早在19世纪80年代，美国新生的进步运动就明确表达了一种信念，即积极的政府应该改善生活，包括应对与美国大规模移民、城市化和工业化相关的重大社会变化。进步的政策包括有力的劳工法、反托拉斯法、普选权和累进所得税。塞利格曼和其他留学德国的学者对改革的个人兴趣和激励因素都有详尽的文献记载(Dorfman，1955)。他们在实际政策制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突出的特点是对专题进行讨论，并起草州级和联邦法律，利用国家的权力解决社会问题和推动改革。最后，瓦格纳等人在社会政策方面的开创性和系统性工作为如何实际运用经济理论提供了非常有吸引力的前景。柏林的联邦统计局尤其令美国学生印象深刻，恩斯特·恩格尔(Ernst Engel)介绍的经济统计分析方法迅速成为一种普遍的研究方法。塞利格曼要求自己的学生也重点采用历史和统计的研究方法，而不再是传统的演绎方法(Seligman，18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