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爱思唯尔旗下的北荷兰出版社分别在2005年和2014年编写出版了两本《经济增长手册》，前后共涉及了由世界顶尖经济学学者参与撰写的44个和增长相关主题的章节。然而，这部看似对增长的各个方面均有所讨论的“教材”使人们对增长的理解仍然像面对宇宙大爆炸那样所知甚少且充满谜团。①这种不足和缺憾主要体现为以下三点： 首先，由于增长本身和增长的原因(causes of growth)仍然被混淆②，对增长事实的概念化描述并不利于我们理解增长背后的因果机制。诸如动员型政权、官僚化威权国家等概念，亦或拉美开发型国家(desarrollista state)③、非洲控制型体制④和东亚凝聚性资本主义⑤等针对特定区域的描述性概念仍然停留在对实现增长的国家体制或政权特征的简单描述。还有一些研究看似在归因，实际是按照发展结果来倒推原因。这种倒果为因式的研究往往会提出一些简单的二元类型学，例如市场增强还是市场压制⑥、制度或政策是攫取性还是包容性⑦、掠夺型国家⑧还是发展型国家⑨、“发展型政策”还是“掠夺型政策”⑩等。 其次，很多研究虽然认识到了长期增长与短期不同的增长阶段(例如增长加速、维持或衰退)背后的原因可能不同(11)，但在实际行文中却没有将二者明确区分开来。相较于要素禀赋、社会流动壁垒(12)和产权激励这些促进长期增长的因素，后发国家(13)在时间节奏上的增长加速度或经济增速的短期变化率(14)可能存在完全不同的机制。按照蔡昉和黄阳华等人的观点，增长类型和战后发展经济学范式均存在阶段性。(15)因此，理解后发国家增长需要避免将影响增长的长期禀赋因素与中短期的制度和政策因素混为一谈。在研究方法上，分析后发增长的某项政策执行或制度选择中关键节点的时机和条件可能为我们研究短期增速变化提供了良好契机。后发国家增长变化在时间上的纵向研究更具备识别干预施加前后因果效应方面的价值与意义(16)，有助于阐明影响短期增长结果的关键动力和必备条件。 最后，既有研究缺乏探究影响后发国家增长非经济因素的生成机制。一方面，虽然增长理论和发展经济学将诸多要素禀赋纳入内生化处理后的数理模型，但很多影响后发增长的重要非经济因素仍然被排除在外。(17)另一方面，现实中经济政策的出台、执行和固化很多时候并非像一般经济学模型所假定的那样是完全外生的，反而更多情况下是政治互动逻辑下的内生产物。因此，理解后发国家增长，需要重视那些尚未被经济学模型纳入但对后发增长发挥实际关键作用的非经济因素。同时，应将研究重点放在探究这些因素的政治来源及其有效性的条件性机制上。 基于上述认识，本文将尽可能保持对国际制度和政策的价值中立，避免对后发国家的短期增长结果作“后见之明”的解释偏误。通过梳理和评述既有理论中的禀赋决定论，本文试图总结政策选择和执行、政商合作、国家自主能力和政治激励等要素对后发国家短期增长的能动影响。 二、后发增长的禀赋决定论 18世纪以来的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在理解增长这一命题上从一开始就很重视国家力量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互动和变奏，而并非是完全决定论式的。然而20世纪中期以来，增长理论更多把精力放在处理要素禀赋的内生化模型当中。例如，考察储蓄率和资本产出比的哈罗德·多马模型、提出全要素生产率的索洛模型(18)以及强调人力资本(19)、知识和技术创新(20)的内生增长模型，等等。这些理论模型由于专注研究长期缓慢增长，所以难以解释现实中存在的后发国家快速工业化的增长阶段。同时，这类理论模型通常暗含了一种理想状态下的禀赋决定论，很少考虑这些生产性要素禀赋变动背后的非经济推动力量。聚焦于短期波动的经济周期理论(21)虽然考虑到了一些外生因素，但更多是对高度工业化和稳定状态下成熟市场经济体的经验总结。因此也不适用于理解后发增长。(22) (一)后发增长的文化禀赋 对于那些暂时无法纳入上述数理模型的禀赋，理论界往往将之处理为社会规范、认知和思想文化等文化禀赋的解释路径。这种路径的一种研究思路是尽可能地去寻找那些有利于促进增长的社会文化因素。这方面的经典论述有，新教伦理对欧洲率先出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影响(23)；传统儒家文化对东亚人力资本和进取心的影响(24)；文化企业家的知识创新、积累所带来的竞争性的思想启蒙市场的理论(25)；以及合作与信任的文化倾向对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促进作用(26)。 另一种研究思路更多关注文化禀赋中的政治面向。对于欧洲重商主义和东亚经济民族主义(27)的相关讨论经常能看到民族主义决心(28)或经济民族主义的身影。一些来自后发国家的典型案例似乎印证了那种发展进程中的刻意性(29)对增长的影响，例如相对于英国而言的法国在其发展进程中所体现出来的道德抱负(30)；日本在1931-1945年间发展主义的经济意识形态(31)；韩国的殖民记忆和为了避免再度沦为殖民地的对日赶超心态和驱动力。(32)然而，上述种种文化禀赋决定增长进程的理论存在一些显而易见的逻辑漏洞：(1)在理论论证过程中已经暗含了权力和制度性等非文化的解释机制；(2)无法进一步说明这种差异化的文化禀赋从何而来的问题；(3)难以解释后发国家之间特别是同一国家在不同时期的短期增长差异。(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