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建立源于大萧条之后美国对国民经济账户编制并制定经济政策的需要。为此，西蒙·史密斯·库兹涅茨等学者建立了现代国民收入及其核算体系(Kuznets，1934)，并发展为国际社会广泛使用的用于衡量一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即国内生产总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简称GDP)。GDP是衡量一个国家发展进程、支撑其参与全球治理体系的基础指标，同时也是一国政府和政策制定者用于观测经济扩张或收缩、企业用于经营决策的重要指标。正如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和威廉·诺德豪斯所强调，GDP及国民收入账户作为20世纪的重要发明，为判断经济周期、制定调控政策提供了关键支撑(Samuelson and Nordhaus，1995)。 GDP作为统计指标有着诸多优势，这也是GDP能够成为全球认可的经济发展衡量标准的重要因素。首先，GDP核算在定义上包含了一个国家一段时间内的全部经济活动，其作为统计指标具有全面性。其次，GDP核算数据可以来自国家统计资料、政府部门财务统计资料、财政决算资料和行政管理部门资料，对于已经建立国民统计系统的国家来说，进行GDP统计和相关修订有据可循，能够保持较高的科学性和连贯性，数据可得性具有保障。最后，各国的GDP统计口径与联合国发布的《国民经济账户体系》核算指南接轨，使得GDP核算数据在全球范围内具有可比性，特别是联合国对GDP数据进行购买力平价调整后，可以运用GDP相关核算数据衡量全球各国发展水平的差异，具有突出的指导作用。 但不可忽视的是，随着发展阶段的演进，传统GDP指标已难以适配新时期对发展质量的综合衡量需求：其仅聚焦市场交易的货币价值，难以反映生态环境代价、收入分配公平、非物质福利提升等核心发展维度，也无法精准捕捉数字经济、新质生产力等新型经济形态的价值。中国经济目前正处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阶段，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更强调共同富裕、生态宜居、人的全面发展等多元目标，这一内涵要求发展指标体系要跳出传统路径依赖，融入新质生产力、绿色转型、民生福祉等时代主题。在此背景下，构建能够弥补GDP短板、契合中国新阶段发展导向的新型经济衡量指标，不仅是对现有核算体系的优化完善，更是为中国式现代化推进提供科学量化支撑的必然要求。 二、GDP的局限性和超越GDP的替代指标 (一)GDP核算体系的缺陷和局限性 随着经济发展伴随的社会问题日益凸显，越来越多的学者和政府对使用GDP核算体系全面衡量发展水平和社会福祉的可行性提出了批评。事实上，西蒙·史密斯·库兹涅茨早在1934年就明确强调，不应将GDP作为社会福祉的衡量工具(Kuznets，1934)。本质而言，并非GDP本身存在固有缺陷，但其统计层面的可得性与可比性，使得人们习惯性将其应用于民生福祉、生活质量、社会进步等超出其核算范畴的领域(Costanza et al.，2009)。即便GDP具有可得性与数据质量优势，在实践中也存在明显局限：小微企业、新兴业态的基础数据采集不全，分区域核算依赖估算导致可得性不足；价格调整误差、统计口径衔接差异以及部分发展中国家统计能力薄弱等问题，进一步影响数据的准确性，既削弱了其衡量经济产出的精准度，也降低了其延伸用于福祉评估的可信度。 这一争议推动了“超越GDP”议题的兴起。自2007年欧盟组织的“超越GDP”峰会正式提出相关概念后，该议题迅速受到全球学术界、政界和发展机构的广泛重视。在时任法国总统尼克拉·萨科齐的委托下，Stiglitz et al.(2009)报告(简称SSF报告)呼吁，经济统计体系需要从衡量经济产出转向衡量人的福利。该报告指出人的福利应当包括以下8个方面：物质生活质量(收入、消费和财富)；健康；教育；工作等个人活动；政治发声与治理；社会联系与关系；环境(当前和未来)；安全感(经济和人身)。 学界对GDP核算体系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五个核心维度，且各维度的局限性在实践中不断凸显： 其一，统计范围存在明显缺失。GDP的统计缺失主要在于其并未包含所有的经济活动且不易捕捉到技术进步带来的质量改善(王军等，2017)。而数字经济发展又对GDP统计提出了新的挑战，导致传统GDP核算难以反映新的文明形态和经济发展趋势，其影响主要在于七个方面：①数字经济参与者的身份相对模糊；②免费产品的统计；③数字技术下的价格和数量差异；④非正式交易方式的统计；⑤数字经济时代下的跨境活动；⑥金融模式在数字经济下的新动向；⑦传统统计方式在数字经济下的低效(陈梦根和张鑫，2020)。 其二，无法有效衡量非物质福利。由于GDP仅核算市场中交易的商品和服务的货币价值，天然忽略了影响人类福利和生活质量的非物质因素。理论层面，GDP难以量化跨期偏好(Intertemporal Preference)、词典式偏好(Lexicographic Preference)①等不同偏好对人的效用的影响(van den Bergh，2007)；统计层面，个人发展、幸福感和满足感等非物质福祉难以被货币化，使得GDP不适合衡量物质财富以外的福利水平(Sen，1985)。更值得关注的是，有研究表明，当GDP衡量的收入水平达到一定阈值后，物质条件提升可能引发使命感弱化、社区融合程度下降、人际关系与自然关系恶化等负面影响(Costanza et al.，2009)。尽管在国际和国内比较中发现幸福感与收入水平直接相关，但在时间序列数据中幸福感并未随收入增长而持续提高，印证了GDP难以有效衡量人的长期福利水平(Easterlin，1974；Bartolini and Sarracino，20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