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战略环境的变迁始终影响着我国的生产力布局和区域发展策略。在过去相对和平稳定的几十年里，“发展”毫无疑问是我国生产力布局的首要任务，我国各类区域开发政策都旨在实现宏观经济增长和区域平衡发展这两个目标(年猛等，2024)[1]。然而，随着大国力量对比的变化、全球分工体系的变迁和全球治理体系的失灵，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国际体系的对抗性达到自冷战以来的较高水平(金灿荣，2022)[2]。在全球政治秩序重构和经济风险加剧的态势下，纯粹增长主义导向的生产力布局模式已经难以适应国内外战略环境的变化，必须实现发展与安全的兼顾。2025年12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对2026年经济工作进行部署，强调要“更好统筹国内经济工作和国际经贸斗争，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下简称“两个统筹”)。“两个统筹”是当前及未来指导我国重大生产力布局的重要原则，而建设国家战略腹地正是落实这一原则的关键战略举措。 2023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以“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加强国家战略腹地建设”的表述提出了建设国家战略腹地的战略构想；2024年3月，李强总理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以同样的表述强调建设国家战略腹地；2024年7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进一步提出“建设国家战略腹地和关键产业备份”。2025年10月，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十五五”时期必须“推进国家战略腹地建设和关键产业备份”，将其确立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一项关键战略。中央层面的重视释放了未来我国重大生产力布局的重要信号：以内陆腹地为空间载体，构建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现代产业体系。 作为一个新提出的政策概念，国家战略腹地的相关研究成果非常有限。截至2025年12月，以“国家战略腹地”为主题词在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中进行检索，仅获得十余篇CSSCI来源的期刊论文，这些研究主要围绕以下两方面展开：一是聚焦于国家战略腹地的基础理论问题进行探讨，包括其概念内涵、战略意义、现实基础、内在逻辑和发展路径等(蒲清平等，2024；安树伟等，2024；瞿商，2025；丁任重等，2025)[3-6]，并从历史比较视角出发，分析“三线建设”与国家战略腹地建设的异同(严鹏，2025；刘明辉，2025)[7-8]；二是聚焦于国家战略腹地的潜在承载地进行分析，讨论了成渝经济圈(龚勤林等，2024；姚树洁等，2024)[9-10]、中部地区(程必定等，2024；王小广等，2024)[11-12]以及东北地区(马涛等，2025)[13]在建设国家战略腹地上的潜在优势和基础条件。总体而言，现有研究尚未在理论层面深入挖掘国家战略腹地建设的政策本质，也未在现实层面廓清“两个统筹”原则下国家战略腹地建设的政策逻辑。 建设国家战略腹地是我国在复杂国际环境和新发展格局的双重驱动下主动推进的空间重构策略，目的是塑造更具韧性、更可控的生产力布局和经济体系，从而在全球竞争中创造更加稳固的战略支点和“大后方”。作为解读国家内部空间活动的重要理论之一，新国家空间理论(New State Space，NSS)为理解国家战略腹地政策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分析框架(马学广等，2023)[14]。本文基于新国家空间理论以及“国家空间选择性”(State Spatial Selectivity)这一核心概念，探讨国家战略腹地建设的政策逻辑、核心任务以及推进路径，以期为尚处于谋划阶段的国家战略腹地建设提供可操作的实施方案。与既有研究相比，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两方面：第一，在理论层面，基于“国家空间选择性”的表现形式、生成动因和建构维度，分析国家战略腹地建设的政策本质、政策逻辑以及推进路径，为相关研究提供新的理论分析视角；第二，在现实层面，结合中央最新提出的“两个统筹”原则，立足“发展”和“安全”双重目标，廓清国家战略腹地建设对于促进国家经济发展、保障国家战略安全的重大意义。 二、国家空间选择性：一个理解国家战略腹地建设的理论视角 空间不仅是经济活动的物理载体，还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的关键场域(郭子昂等，2025)[15]。21世纪初，在批判继承鲍勃·杰索普的策略关系国家理论和亨利·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的基础上，尼尔·布伦纳提出了新国家空间理论(Brenner，2004)[16]。该理论突破了“国家作为固定容器”的传统静态地理空间认知，强调国家空间是政治、经济、社会力量互动重构的产物，国家可以通过空间选择性对国家空间重构的动态过程进行引导与调整(Brenner，2004；马学广等，2017)[17-18]。“国家空间选择性”作为该理论的核心概念，是指国家为实现特定的政治经济目标，在不同地理尺度和空间上配置权力、政策与资源。国家空间选择性的存在揭示了这样一个规律：国家资本积累及其空间运作实践往往对特定地理区域或尺度有着空间选择上的偏好，而非均衡地散布于地表(马学广等，2019)[19]。 市场力量主导下的经济增长往往呈现出空间非均衡性，资本会在具有禀赋优势的某些地区集聚，并且在累积循环效应下形成发展惯性，进而形成“核心—边缘”的空间格局。如果任由这种不平衡态势发展，会加剧区域经济差距，同时削弱经济系统的韧性和安全性。因此，国家作为空间治理和生产力布局的主体，有必要发挥“看得见的手”的作用，通过合理的空间规划来优化经济布局、增强经济韧性。建设国家战略腹地本质上就是一个通过“空间选择”对重大生产力布局进行重塑的过程，是以“腹地”为空间载体、以“产业”为重构对象的空间策略，即通过在内陆腹地布局重大项目和关键产业，将地方尺度的资源要素纳入国家整体发展框架中。就此而言，国家战略腹地建设是“国家空间选择”的体现，而这一空间选择的尺度就是“腹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