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10月25日陈仪主持中国战区台湾省受降典礼，台湾光复，回归祖国。关于接收台湾，陈仪认为关键在于通过文化教育进行“心理改造”，为此特地邀请许寿裳组织台湾省编译馆进行相关工作。尽管以“文化重建”①来定义陈仪、许寿裳等人的文化工作已成通说，当时也确有“文化重建”的说法②与报刊的相关报道③，不过需要注意此时期许多文化工作的用词差异。陈仪向许寿裳谈及文化工作目的是“心理改造”④，许寿裳在大方向上遵照陈仪文化政策，同时顾及台人感受，改以“心理建设”“协进文化”定位台湾省编译馆的文化工作⑤。 将文化工作定位为“重建”“改造”“建设”“协进”，其语义区别涉及光复后如何看待日本殖民遗绪的问题。即使光复80年后的今日，“去殖民化”也尚未完全实现。为了直面光复时期的历史问题，有必要追溯抗战末以及光复时期陈仪等人参与的台湾接收与相关文化工作，考察此阶段文化工作的组织沿革。 一、负责接收台湾的台湾调查委员会的组织由来 (一)中央设计局与台湾调查委员会 《开罗宣言》确定，日本战败后，其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东北四省、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国。国民政府随后由中央设计局成立台湾调查委员会(后文简称“台调会”)，加速接收台湾准备工作。中央设计局的成立基于1940年7月国民党五届七中全会的决议。⑥第三任秘书长熊式辉对中央设计局的制度完善起了关键作用，他有意将中央设计局作为战后重建与计划经济的主导部门。⑦1943年设计局编印的宣传刊物《设计汇刊》可见其理念： “苏联是第一个实施计划政治的国家，经过20年的努力，虽未完全达到，但已有了长足的进步，成绩至足惊人。苏联以外行计划政治而收效的要算德国，1919年的共和宪法，设立一经济会议为德国走上计划政治的第一步，国社党1933年掌握政权，经过三年的准备，于1936年施行第一个四年经济计划，以改造全国的经济机构，使全国经济为战时状态。”在设计局看来，英、美走在计划经济之途，如一战后英国设立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以及罗斯福新政，并且有由计划经济“走入计划政治途径的趋势”。⑧ 由此可知1943年的中央设计局主要参照苏联负责计划经济的国家计划委员会，熊式辉也将中央设计局制度的理论根源溯及孙文学说。⑨中央设计局聘用人员不限于国民党内，着重罗致各党各派的专业人才。1944年8月的《修正中央设计局组织大纲》提出设立“政治、经济两计划委员会”，统筹政治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各项政策拟定。⑩ 援用苏联计划委员会制度不仅是为了复制苏联计划经济的成果，还源于国民政府希望借镜苏联制度调整党政关系，克服国民党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缺少一致计划、各政府部门各行其政、地方组织效率低落等问题。如蒋介石认为需要“集中力量，确定中心，从全体事项中分别出轻重缓急，使各部门工作都能相互密切配合起来”(11)，构想建立《建国大纲》所言的“万能政府”。1944年3月，在中央设计局指导下成立台调会，1945年10月，国民政府设立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后文简称“行政长官公署”)。中央设计局计划经济、计划政治的构想，成为台调会、行政长官公署人事组织、行政制度设计安排的来源。(12)熊式辉颇为器重陈仪，多次向蒋介石推荐陈仪。(13) (二)国民党成立台湾调查委员会与台湾党部的历史背景 台调会以及随后的行政长官公署都涉及光复后如何治理台湾，至少包括由谁治理、以何种制度治理两大问题。实际上行政长官公署并非潜在的接收台湾唯一组织形式。另一个重要的组织是开罗会议以前即已成立的台湾革命同盟会及随后的中国国民党台湾党部筹备处(简称“台湾党部”)。台湾党部的设立是为日后台湾省党部成立作准备。为了探究上述治台组织形式，需要先简单梳理国民党的政治实践与制度调整。 依循孙中山留下的制度设计，1928年国民党由“军政”进入“由党领政”(14)的“训政时期”(15)，此时国民党的主要工作是“协助人民筹备自治”，为宪政做准备(16)，省党部与省政府之间的权责也经历“党政分立”的调整(17)。蒋介石构想“党员党部绝不能直接干涉或处理行政”，党员主要的工作是深入民间取代传统士绅的基层组织。(18)其制度设计将政治权力与基层工作集中于党，而把行政事务交给政府与官僚系统，试图实行党在上、政在下的层级化分工，但实际情况却是军在政、党之上的组织格局。1927年后国民党逐渐走向军权膨胀与党权衰落(19)，“四一二”事件与共产党决裂后，大量党员流失使国民党失去基层党组织细胞，令军队凌驾于党政之上。如王奇生指出： 1931年以后为军权控扼党政时期。蒋介石从此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蒋介石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和侍从室成为主宰一切的“太上党部”和“太上政府”。国民党党治体制的法理序列是党—政—军，而实际序列却是军—政—党；名义上是以党统政，以党统军，实际上是以军统政，以军控党。(20) 以军统政造成的另一后果是蒋介石用党员党部取代传统士绅的社会基层组织以实现“训政”的地方自治构想难以实现，党治失能促使国民党治下的社会组织方法更倾向于准军事组织。(21)1932年《剿匪区内各县编查保甲户口条例》颁布，推行“保甲制度”，强调“十户为甲，十甲为保”的编制方式，加强人户管理以配合剿共。准军事组织搭配的是国民的“生活改造”，1934年的新生活运动第4条强调“要使全国国民生活整齐、清洁、简单、朴素，彻底军事化”。蒋介石还提到“新生活运动最后的目的，就是要使全国国民的生活行动都能够‘整齐划一’四个字”，其内容“就是现在普通一般人所说的‘军事化’”。蒋介石认为，军事化不能仅停留于“出操”与“军事上复杂的动作”，还需要“基本生活的修养，以及做人的道理”。(22)可见这种“生活改造”由上而下推行，通过改造人民的生活习惯实现军事化，“完成安内攘外之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