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总目》(下称《总目》)是清代前中期官方统治意志和文化政策的结晶，当时一大批学界翘楚参与修纂，又使得《总目》绾合学术与政治双重因素，这对其中的学术史建构产生了深刻影响，此在《古文尚书》(下称《古文》)真伪、存废问题上体现鲜明。《尚书》自汉代以来一直是最重要的经典之一，但宋元以来有不少争议，尤其是明末考据学渐兴之后，梅鷟力言《古文》之伪。至清初，阎若璩又作《尚书古文疏证》(下称《疏证》)①，辨证《古文》及《孔传》为伪，遂成清代“考据家一件有趣味之公案”和“铁案”②。然而《尚书》一书的影响巨大，宋代理学家所主张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即出自《古文》部分，这是道统心法的基础，自然引发学界对其真伪、存废的聚讼。对于此案，《总目》云：“《古文尚书》自贞观敕作《正义》以后，终唐世无异说。宋吴棫作《书裨传》，始稍稍掊击，《朱子语录》亦疑其伪。然言性、言心、言学之语，宋人据以立教者，其端皆发自《古文》，故亦无肯轻议者。”③在当时纷扰复杂的学术与政治环境下，《总目》对《古文》真伪与存废何以呈现出“调停”态度，厘清此问题对深化《总目》及清代学术思想史的研究均有重要意义④。 一、《总目》对《古文》真伪、存废的调停 《总目》作为中国传统目录学的集成之作，特重“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然而在学术与政治的双重因素下，《总目》对一些学术问题也不得不采取“调停”态度，如其对《古文尚书》真伪与存废问题的评判即为显例。 《总目》对《古文尚书》真伪的态度，主要体现在《尚书》类著作的提要中。在《书》类小序中，《总目》开宗明义地指出：“《书》以道政事，儒者不能异说也”，“然诸家聚讼，犹有四端”，其一为《古文》真伪之辨⑤。《疏证》提要中论《古文》说： 唐以来虽疑经惑古如刘知几之流，亦以《尚书》一家列之《史通》，未言《古文》之伪。自吴棫始有异议，朱子亦稍稍疑之。……至若璩乃引经据古，一一陈其矛盾之故，《古文》之伪乃大明。……毛奇龄作《古文尚书冤词》，百计相轧，终不能以强辞夺正理。则有据之言，先立于不可败也。⑥ 此篇提要梳理了宋代以来的《古文》辨伪史，亦对《疏证》考辨《古文》为伪的结论表示认可。《尚书考异》提要亦云：“国朝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出，条分缕析，益无疑义，论者不能复置一词。”⑦《总目》驳评顾栋高《尚书质疑》说：“《古文尚书》晋时乃出。栋高既确信‘危微精一’数语，断其必真，乃独以两阶干羽一事为刘歆窜入，主名确凿，此出何典记也？”并在案语中引《疏证》之论说：“‘危微精一’数语，实《荀子》所载，云出《道经》。”⑧《总目》指出“危微精一”十六字心传，是顾栋高等人不信《古文》为伪的根本原因。《总目》对阎若璩学术评价甚高，称其“博极群书，又精于考证，百年以来，自顾炎武以外，罕能与之抗衡者”⑨，盛赞《疏证》的考辨“灼然可据”、“的然有证”⑩、“皆证佐分明，更无疑义”(11)。《总目》还常引《疏证》驳辨他人经说，如《春秋左传正义》提要引《疏证》以驳前人“腊为秦礼之说”(12)。宋儒林之奇《尚书全解·自序》详述《尚书》流传始末，《总目》据《疏证》的考辨，斥其“舛误特甚”(13)。清初疑经辨伪之风盛行，万斯大作《周官辨非》，试图证明《周礼》为伪，《总目》将其与阎氏《疏证》作了一番比较，指出： 古经滋后人之疑者，惟《古文尚书》与《周礼》。然《古文尚书》突出于汉魏以后，其传授无征，而柢牾有证。吴棫所疑，虽朱子亦以为然。阎若璩之所辨，毛奇龄百计不能胜，盖有由也。《周官》初出，林孝存虽相排击，然先后二郑，咸证其非伪。通儒授受，必有所征。虽其书辗转流传，不免有所附益，容有可疑，然亦揣摩事理，想像其词，迄不能如《尚书》一经，能指某篇为今文，某篇为古文也。……而惩羹吹齑，至于非毁古经，其事则终不可训也。(14) 相比于阎氏《疏证》的“灼然可据”、“的然有证”，《总目》认为《周礼》与《古文尚书》的文本生成、师承脉络情况有别，万氏此书是“非毁古经”、“事不可训”。毛奇龄作《古文尚书冤词》与阎氏《疏证》针锋相对，《总目》对《古文尚书冤词》则不予认可，云： 其学淹贯群书，而好为驳辨以求胜。凡他人所已言者，必力反其辞……及阎若璩作《古文尚书疏证》，奇龄又力辨以为真。……近惠栋、王懋竑等续加考证，其说益明，本不必再烦较论。惟奇龄才辨足以移人，又以卫经为辞，托名甚正。使置而不录，恐人反疑其说之有凭，故并存之，而撮论其大旨，俾知其说不过如此，庶将来可以互考焉。(15) 《总目》认为毛奇龄以护道为名，托名甚正，然其说不足论，“恐人反疑其说之有凭”，因而存其书。可见，《总目》收录《古文尚书冤词》只不过是为了堵住后人悠悠之口。对于不认可《古文》为伪的著作，《总目》多予批驳，如评明儒陈第《尚书疏衍》“实非师心臆断，以空言说经者比”，“惟笃信梅赜《古文》，以朱子疑之为非；于梅鷟《尚书考异》、《尚书谱》二编，排诋尤力，则未能深考源流”(16)。评朱朝瑛《读尚书略记》“力辨攻《古文》者之非，殊失深考”(17)。论李光地《尚书解义》“《大禹谟》篇不以古文为伪，而云孔安国有所删添，东汉以后儒者又有所窃窜，以解文辞平易之故，未免出于调停”(18)。批评顾昺《书经札记》沿袭陈第之说，“尽扫诸家考证，而断以《大禹谟》之‘精一危微’、《咸有一德》之‘主善克一’数语，谓非汉晋所能作，盖摭近时方苞之论。此明知征实之难诬，又变而蹈空以求胜也。”批评杨方达《尚书通典略》力主梅书之非伪，“盖犹毛奇龄之绪论”。批评郭兆奎《心园书经知新》“不信古经，自以意断，唯笃信梅赜《古文》”，“盖取毛奇龄《古文尚书冤辞》之说，重为申衍”(19)。凡此种种，皆见其对阎氏《疏证》之态度。 然而在《古文》的价值与存废问题上，《总目》又表现出另一种态度。《书》类小序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