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复兴”的中国面孔

　　欧洲文艺复兴(Renaissance)致力于古典文化复兴，它不仅给欧洲带来了新生，也是人类文明史上的重要转折点。它引发了人类对未知世界的探索欲望，促使大航海时代的到来并开启了全球化进程，也将欧洲文艺复兴的概念及影响遍及世界各地。文艺复兴的概念最早发端于中世纪末期的意大利(写作“Rinascita”)，流传到法国之后出现了意为“再生”的“Renaissance”，在19世纪以“Renaissance”的形式进入英语，①在日本被译为“文芸復興”或“古學復興”。②

　　在中国，文艺复兴的部分成果早在晚明时期便通过利玛窦等耶稣会士传入；作为一个文化与思想运动整体的“文艺复兴”概念则于晚清成为学界热点。20世纪初，梁启超以“泰西古学复兴，遂开近世之治”③之评语高度肯定了欧洲通过复兴古典文化而实现民族复兴的成功经验，不啻为危机四伏的中国打开了一扇希望之窗，中国文人学士探索“中国文艺复兴”的热潮亦随之开启。晚清民国间不少颇有影响力的学派/学人相继对“中国文艺复兴”展开了各有侧重的探索：国粹派率先倡以“古学复兴”“文学复古”“文学复兴”，主张学习欧洲文艺复兴来保存国粹、振兴中华；胡适将新文化运动比作中国的文艺复兴，并认为“整理国故”是其中的重要环节，得到了顾颉刚、傅斯年和毛子水等人的赞同；常与胡适唱反调的学衡派亦主张“昌明国粹，融化新知”，在白璧德新人文主义思想的指导下推动中国文艺复兴。同一个“Renaissance”却能涵盖如此众多观点相左的中国思想流派，且各流派之间各有关联与张力，着实耐人寻味。

　　虽然都是对“中国文艺复兴”的本土化探索，晚清国粹派、胡适及学衡派却展示了中国文艺复兴三张不同的“面孔”(face)。在英语中，“face”(通常译为“面孔”)常用来比喻事物的不同方面，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也常用来强调一个事物的多种意义或在不同语境下的不同解读，有许多著作已被译为中文并在中文世界影响深远。例如，美国学者马泰·卡林内斯库(Matei Calinescu)将“面孔”作为现代性多重矛盾的隐喻，在《现代性的五副面孔：现代主义、先锋派、颓废、媚俗艺术、后现代主义》(Five Faces of Modernity：Modernism，Avant—Garde，Decadence，Kitsch，Postmodernism)中使用“面孔”这一术语，分析现代性的五种表现形态。此外，还有希拉里·普特南(Hilary Putnam)的《实在论的多副面孔》(The Many Faces of Realism)、约翰·格雷(John Gray)《自由主义的两张面孔》(Two Faces of Liberalism)等。作为比喻义的“面孔”一词也被中文学界所吸收，出现了《晚清的四张面孔》(王开玺著)、《现代性的第六张面孔》(顾铮著)、《现代性的中国面孔》(李欧梵、季进著)等学术专著，表现出对中国文化主体性、现代性的多重探索。在这一背景下，笔者以《“文艺复兴”的中国面孔》为题，意在探讨欧洲“文艺复兴”概念进入中国之后，中国近现代知识人在其启发下重新开始对中国古典文化的审视与整理，以不同思路推动中国文化复兴的尝试。

　　一、从“古学复兴”到“文学复古”：《国粹学报》中的“文艺复兴”

　　“文艺复兴”发端于欧洲，却为近代东亚国家所青睐。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出现了欧洲学习热，欧洲文艺复兴亦成为重点关注的对象。不少日本知识人倾向于把欧洲文艺复兴理解为“古学”复兴，即希腊罗马古典文学、哲学与艺术的再发现和新解释，认为欧洲正是因此得以走出中世纪。④日本国粹派亦将推崇“神道”与“国学”视为日本的“文艺复兴”。日本借助于复古途径而获成功的近代化受到了许多中国知识人的欢迎，而以章太炎、刘师培、邓实、黄节等人为代表的晚清国粹派正是其中主力。他们频频倡以“古学复兴”“文学复古”“文学复兴”，⑤在《国粹学报》中力求融汇国学与西学，在顺应欧化的同时保存中国的文化与学术。其实，无论是“古学复兴”“文学复古”，抑或是“文学复兴”，均指向“Renaissance”(今译“文艺复兴”)。

　　“古学复兴”在《国粹学报》上的出现频率颇高，邓实、许之衡等人都以此来倡导国粹保存之论。邓实发表《古学复兴论》，延续了梁启超自1902年《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以来的“古学复兴”话语，将20世纪的中国“古学复兴”比作欧洲文艺复兴：“十五世纪为欧洲古学复兴之世，而二十世纪则为亚洲古学复兴之世。夫周秦诸子，则犹之希腊七贤也；土耳其毁灭罗马图籍，犹之嬴秦氏之焚书也；旧宗教之束缚贵族封建之压制，犹之汉武之罢黜百家也。呜呼，西学入华，宿儒瞠目。而考其实际，多与诸子相符。于是而周秦学派遂兴，吹秦灰之已死，扬祖国之耿光，亚洲古学复兴非其时邪?”⑥邓实把复兴周秦诸子之学的国粹运动比作复兴古希腊文明的欧洲文艺复兴，将15世纪视为欧洲古学复兴之世，而20世纪则是亚洲古学复兴之世。⑦尽管梁启超将清代两百年来的学术视为“古学复兴”，⑧邓实却将其延后到了20世纪，赋予了“古学复兴”充分的当代性。高喊“古学复兴，此其时矣”⑨的许之衡也认为今日欧洲文明发达是因其倡导“古学复兴”。相形之下，中国受到帖括之学的毒害长达六百年，应恢复真正的“古学”，奋起直追⑩。一位匿名作者将西欧与日本的振兴归因于“古学复兴”与“国粹保存”：“昔西欧肇迹，兆于古学复兴之年；日本振兴，基于国粹保存之论。”(11)这些外邦的历史都在启示国人：唯有保存国粹才能振兴中华。国粹派的“古学复兴”指通过学习欧洲、日本经验来保存国粹、振兴国学，是对欧洲“文艺复兴”有意识的模仿。国粹派以“古学复兴”来倡导中国的文艺复兴，其实正符合“Renaissance”的本义。文艺复兴的确有复兴古代传统、崇拜古代、复活古代之意，国粹派把欧洲文艺复兴理解为“古学复兴”也合乎情理。如果说“古学复兴”是国粹派对“Renaissance”的直译，那么“国粹保存”就是其近义词，保存国粹正是复兴古学的主要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