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科学”的话语史上，1915年是一个有意义的年份。经过两大现代传媒《科学》和《青年杂志》(后改名为《新青年》)的同时调用，“科学”十分醒目地亮相登场，从此在中国社会历史中的地位大大提升。当年的人们可能还没有意识到未来这两大传媒在社会思想史上占有何等重要的地位，而“科学”的出场又是何等的重要。 1915年1月任鸿隽在美国创办《科学》杂志，“科学”第一次成了现代传媒的醒目之题；大半年之后的9月15日，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科学”的意义被理直气壮地写入了刊首公告，虽然它并不是第一次成为近现代中国的关键词，但“科学”成为知识分子思想文化讨论的核心概念应该与这样隆重而密集的出现有关，它此后的命运也来自于这两大杂志的传播方式。 现代意义的“科学”理念为中国所接受并日益成为一个重要的概念已经有了较长的历史，一般认为，最早可以追溯到晚明徐光启、李之藻通过传教士所接受的西方自然科学的概念。中国语言中虽有“科学”一词，指的却是科举之学。1607年，徐光启翻译利玛窦《几何原本》前六卷序言，取法《礼记·大学》中“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以“格致”这样简约的词汇译表philosophy。philosophy、science在西欧属于同义词。以后，清代来华西人编著的语言辞典和科学知识读物都将“格致”对译philosophy、science或natural science。1866年，美国基督教长老会传教士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任京师同文馆总教习，为学生编译《格致入门》，相当于今天“科学入门”之谓。1874年，麦华佗、徐寿、傅兰雅(John Fryer)等筹办上海格致书院，这是中国近代最早的中西合办、传授自然科学新知的新型学堂。1876年，傅兰雅主编的《格致汇编》月刊创办，后改为季刊，这是近代中国最早的以传播科学知识为宗旨的科学杂志。数年之后的1882年傅兰雅开始编译《格致须知》，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套由专设教科书机构专为学堂学生教学而编撰的新式教科书。1886年艾约瑟(Joseph Edkins)翻译赫胥黎《科学导论》作《格致总学启蒙》。到清末洋务运动时期，格致也成了中国学人对自然科学的称名，在《皇朝经世文三编》中，“学术”纲下“格致”已经单独成目。1886年京师同文馆设“格物馆”，1898年改称“格致馆”。1902年《钦定学堂章程》规定“格致科”为分科大学的八科之一，以下再细分为天文学、地质学、高等算学、化学、物理学、动植物学六目，“格致”之学就此规范化。“格致”还差点成了晚清最重要的考试制度的科目，王韬、郑观应还曾建议科举考试增加“格致”。 据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科技史家本杰明·艾尔曼(Benjamin A.Elman)考证，早在明治初期，日本学者就已经把德语的Wissenschaft一词称作“科学”①。就在上海格致书院成立的1874年，英文的science也在日本被译为“科学”，意思是“分科之学”。此后，中国学者也陆续使用，至少康有为1897年编写出版的《日本书目志》一书中就出现了《科学入门》与《科学之原理》。不过，据金观涛统计，直到1906年，“格致”和“科学”还是混同使用，严复1897年开始翻译《原富》，“格致”与“科学”并用。1905年，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无论是海外革命派、改良派，还是国内从事新政和推动立宪的绅士，纷纷采用‘科学’指涉science”②。 到1915年，有机会接受现代教育特别是域外教育的知识分子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认可了“科学”理念的意义，《科学》杂志的创办人和《青年杂志》的创办人都是如此。任鸿隽先是于1908年东渡日本，考入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应用化学科，又在1913年考进了美国康奈尔大学文理学院，主修化学和物理学专业。1914年6月10日，他和留学康乃尔大学的杨杏佛、胡明复、赵元任、周仁、秉志、章元善、过探先、金邦正等多名中国学子相聚商讨成立中国科学社，并决定募集资金，以美国科学促进会(AAAS)及其《科学》杂志为模式，创办“专以传播世界最新科学知识为帜志”的《科学》杂志。1915年1月1日，《科学》创刊号经留学生在美国康乃尔大学编辑，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在国内正式印刷发行。当年夏天，中国科学社宣告成立，这是中国最早的综合性科学团体，任鸿隽被推举为董事会会长。由任鸿隽参与撰写的《科学》发刊词满怀时代的忧虑，以追赶欧美的文明之盛为指归：“愤时之士，进不得志于时，退则摇笔鼓舌，以言论为天下倡。”“世界强国，其民权国力之发展，必与其学术思想之进步为平行线，而学术荒芜之国，无倖焉。”“抑欧人学术之门类亦众矣，而吾人独有取于科学。科学者，缕析以见理，会归以立例，有理可寻，可应用以正德利用厚生者也。百年以来，欧美两洲声明文物之盛，震铄前古，翔厥来原，受科学之赐为多”③。这里的感时忧国的情感和愿望与大半年之后的《青年杂志》如出一辙，标示着“科学”之年的到来，其背后的语境自然是一代知识分子对国家民族强盛的迫切愿望。 与任鸿隽类似的是，陈独秀走出旧式科举，已经接受了新式学堂的教育，还几番东渡日本，先后在东京弘文学院(早稻田大学的前身)、成城学校陆军科、东京正则英语学校等求学，浸润于现代科学教育的体制中，他与朋友创办《安徽俗话报》，依托汪孟邹的科学图书社发行，可见“科学”当时已经是出版传媒业的一个基本用词。创办《青年杂志》之前的1902年，陈独秀为商务印书馆编辑出版了《小学万国地理新编》，在两年后创刊的《安徽俗话报》上，发表了多篇《地理略》，介绍中国和世界的地理状况，站在现代科学的立场上，抨击风水迷信及其他陈腐的陋习。他还开辟“地理”“博物”“卫生”“教育”等栏目介绍天文、地理、生理等多方面的科学知识，从第8期开始，连续设立“格致”专栏，以“益智启蒙问答”的形式普及一些天文、气象知识。这都表明，作为编辑和文化人的陈独秀，科学知识和科学思维已经成为了他的基本素养和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