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知识分子群体”主要指接受了系统现代教育、认可现代学科体系与学术体系、从事较为专业的学术活动、以知识谋生的脑力劳动者群体。与接受中国传统教育的“老派文人”群体相比，在知识结构上，其教育与职业背景往往具有多学科、多领域的特征；在社会倾向上，具有较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有意愿参与社会事务。与20世纪30年代、40年代接受了较为现代且专业的中国文学教育、以中国文学教学与研究活动为主业、学术活动较少关涉现实的专业知识分子群体也存在差异。 以部分作者的经历为例：胡适早年就读于澄衷学堂、中国公学等新式学堂，1910年作为“庚款留学生”赴美国康奈尔大学选读农科，1912年转入文理学院，1915年转入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哲学，1917年就任北京大学教授，教授英文学、中国古代哲学等课程；刘麟生早年接受传统教育，1915年入上海圣约翰中学，1921年毕业于圣约翰大学政治系，“1922年始，历任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编辑、上海交通大学史地讲师、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国学系主任兼教授”[1]2；谭正璧1919年就读于江苏省立第二师范学校，1922年考入上海大学中文系，第二年因经济困顿辍学，此后辗转任教于上海神州女校、上海中学等；赵景深1920年考入天津棉业专门学校，1922年开始，在天津新民意报社、湖南长沙岳云中学、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上海大学等地任职。这些作者教育背景、职业身份、学术认同不一，但普遍具有现代教育背景、文学史教学经历与以现代知识分子身份观照文学史的意识。相较于此前各自为政的文学史作者，该时期的作者之间交流更加频繁，有了一定程度的群体意识。其结果是，这些作者具备了将“现代知识分子群体”观念转化为文学史叙述的能力与意愿。 “现代知识分子群体”加强了对文学史编写传播环节的掌控，改变了环节内部的权力关系，主导了文学史知识体系的建构，文学史编写的“教科书范式”因而有了萌生的可能。本文拟就此展开讨论。 一、“现代知识分子群体”与文学史编纂中“人”的发现 “现代知识分子群体”在20世纪20年代形成，并进入文学史编纂领域，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是现代教育的发展。中国成规模的现代教育起步于20世纪初，进入20年代，“现代知识分子群体”开始与传统知识分子群体形成并立局面。第二是现代教育的需求。20年代初期的大学教育经历了建校、升级与扩张的浪潮，学校与学生数量均大幅增加①。时人评论说，“中国近年来的大学迷，可以说是发达到极点了；改革的声浪，到处听见；新成的大学，也如春笋暴发”[2]173。其他现代教育方式也在扩大规模，至1923年，中等学校学生已有18万余人。不断增长的教育需求使现代知识分子大量进入教育领域，产生了较为广泛的社会影响。第三是社会心理的惯性。新生的现代知识分子群体尚未掌握社会生活的话语主导权，但社会心理仍然认可从学位到社会地位的资源转化模式，部分现代知识分子也有影响社会的心理期待。第四，五四新文化运动扩大了“现代知识分子群体”的能量，引发了对“西方”“现代”“新变”等思想的引介与接受浪潮。 “现代知识分子群体”就在这种语境中进入了文学史编纂领域，其价值取向的显著特色，可以概括为“人”的发现，包括文学史作者的发现、文学史读者的发现、文学对人的作用的发现、文学现象中“人”的发现。 其一，文学史作者的发现与尊重。20世纪20年代的文学史作者，认识到了“作者”在文学史编纂过程中的重要性。胡怀琛在《中国文学史略》(1924)中提出，文学史编纂中，文学史家的阐释不可或缺： 仅以客观态度，陈列往事，则古人原书具在，学者一一读之可也，何劳吾著文学史为哉。原书既不能卒读，不得不有人为之提要钩元，使之一览了然。[3]5 胡怀琛提出，文学史相关的史料文献数量庞大且难于理解，需要有人加以提炼，使读者能够在有限的阅读中，对文学史形成宏观、明确的认识。文学史家及其“提要钩元”因此不可或缺。胡怀琛还谈到了文学史家在著作中的话语权。《中国文学史略》的序言中，胡怀琛提及了他在编纂过程中“亲历而深知”的困难，涉及“文学”范围界定、作家作品“评量弃取”、作者撰写态度等问题，说明胡怀琛已经意识到文学史作者对著作面貌的巨大影响，并且对这种影响力、话语权的态度较为慎重。 不少文学史家设法在其著作中展现并运用话语权。第一个表现是作者的个人表达意愿提升。与早期作者的被动完成编纂任务不同，该时期作者有了依据自身见解编纂文学史的意愿。例如胡适撰写《国语文学史》(1922)，直接原因是第三届国语讲习所“国语文学史”课程需要讲义，但也有胡适个人宣扬“国语文学”及其发展历程的目的。稍后的凌独见为浙江国语传习所授课时，胡适的《国语文学史》已经具有一定影响力，凌独见本可以直接将其作为课程讲义。而凌独见选择另撰《新著国语文学史》(1923)，不仅是出于自身的文学史研究兴趣，也源于他对《国语文学史》涉及的国语文学起源、分期等观念的不认同。赵景深《中国文学小史》(1928)的编纂，固然受到多所中学的国文授课需求的推动，同时也由于他认为以往的文学史存在诸多缺陷，还是新撰一部文学史更好。第二个表现是，部分作者开始强调自身的文学史编纂合法性、知识权威性。早期的文学史作者的编纂合法性，大都建立在学校等机构对作者资质的认可上，而知识权威性则主要来自教师等被外部认可的职业身份。进入20世纪20年代，随着作者表达意愿的提升，文学史家普遍强调自身视角与观点的独特性、权威性。为建立权威性，他们经常系统总结、批评以往的文学史著作，以突出自身著作的优势，强调作者的主导地位。第三个表现是，作者可以有自己的知识选择标准。谭正璧《中国文学进化史》(1929)说：“在别人著的文学史上或其他的书本上有使我读了满意而适为本书需要的，往往不很更改，照样录入。”[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