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文史分家”的背景下,重提文史对话 李浴洋:2024年5月16日,“看理想”App上线了一档近百集的音频节目《文学的现代中国:1635—2066》(以下简称“《文学的现代中国》”)。这档节目由哈佛大学王德威教授策划,王老师和我共同主讲,内容改编自王老师主编的《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节目正片部分讲述了从晚明到当下甚至未来的60个文学故事,而番外部分“文学的记忆”栏目则对于若干话题进行延展,邀请相关作家、学者参与对话,与正片呼应。《文学的现代中国》这档节目的定位是“文学的记忆,历史的对话”,“文史对话”正是我们贯穿始终的线索与追求。从专业研究的角度讲,文史对话是一种学术传统,而放诸我们每个人生活的人文环境,或者我们的人文关怀,这也是一种你我的存在方式。 至于节目在这方面做到了多少,还需听众朋友检验,但我们确实是想将之作为基本的立场和方法。所以,当近百集的节目行将结束时,我们也希望重提“文史对话”。所谓“重提”,是指节目过半时,我们曾经邀请许子东老师和王德威老师对话“什么是今天的文学”,其中已经触及这一话题。① 这一次我们请到了历史学家葛兆光老师来和王德威老师对话,请二位老师结合各自的《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与《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等作品,分享心得以及新的观察与思考,特别是“何为好的文学研究与历史写作”,“文学和历史在今天如何更为有效地互动”。葛老师和王老师的研究其实有不少交集。比如,葛老师倡导的“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的视野,就和王老师在《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导论中提出的“‘世界中’的中国文学”的思路相向而行。再如,葛老师在过去十余年间关于“何为中国”的研究,不仅对于历史学界影响深远,也广泛启发了包括文学研究在内的整个人文学科,而王老师也从“华语语系”研究的角度,特别强调“众声喧‘华’”的认识价值,引起了一系列建设性的争鸣。两位老师的这些工作都介于文史之间,贡献也不为某一学科所限。更为重要的是,二位老师的学问生涯与学术特色一向纵横文史,这在当代学界十分突出。之所以突出,是因为绝大多数学者如今已经在学科体系中“一个萝卜一个坑”,这不只是说大家的身份泾渭分明——你是属于历史系还是中文系,更指各人内在的边界意识。我们常说“文史不分家”,这反而凸显了一个基本前提和现实就是文史已然分家。 或许我们就从这里开始今天的对话。两位老师在各自的学术道路上都一度置身文史的岔路口,然后做出了抉择。记得王老师说过中学毕业以后,选择进入台湾大学外文系读书,但同时也心仪历史系。那么您为何舍史从文? 王德威:我在高中的时候,对历史一向是很有兴趣的,也在常常幻想如果我成为一个人文研究者的话,我应该首选的项目是什么?我当时觉得应该是广义的历史,但是台湾的大学联考,像大陆的高考制度一样,都有所谓的志愿填写,所以我只是意外考到了一个分数,这个分数把我送进了台大外文系。而在当时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的同时,我自己心里面的确也有一些遗憾。此后,历史系还有中文系的课,我也都选过或旁听过一些。之后到了美国,专业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以后,因为研究对象的缘故,历史这个面相自然而然地就回到我的学术视野里来。 李浴洋:我注意到,您一些著作的题目会标识出历史的向度,比如《历史与怪兽》《史诗时代的抒情声音》《台湾:从文学看历史》等。“从文学看历史”,这背后有怎样的关怀?或者说,您为何如此设计自己的文学研究? 王德威: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只能尝试着回答。我个人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来龙去脉,一直有一个大于文学本身的兴趣。我始终觉得现代文学过去的100多年,虽然高潮迭起,但如果不能更多地理解它所身处的现代情境,或者是现代文学和它的前身——也就是所谓的古典文学之间的来龙去脉的话,可能很难真正地去领会与解析现代文学的多重面貌。所以,历史的话题就很自然地进入到我的关怀中。但是我真的是一个历史研究的门外汉,因为我没有受过历史系的专业学术训练,所以很多时候也只能从文学出发,旁敲侧击。 不过无论如何,我总觉得历史跟文学之间的界限不是那么明确。尤其是在学习了诸多现代和后现代的文学理论,以及各种各样的元历史、解构历史的学说以后,与其说让我把历史的问题拆解了,不如说让我对历史的种种复杂层面产生了更大的好奇与敬畏。在这一点上,文学以它的想象维度与文体实验,补足了我们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在史学研究,尤其在史学书写方面的重重限制。 我们可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就是在一个更大的现实环境里,或是由于学科的限制,或是因为未必尽如人意的一些期许,甚至是一些自我设限,既有的种种论述不见得能够尽其所能地展现文学、史学或其他人文学科应该有的复杂度与思辨力。在这样一个状态下,我觉得刻意去强调文学的想象力,就不再只是简单地宣示文学可以用它各种匪夷所思的方式来回顾历史和重组现实,反而可能是一种反省、一种批判、一种借着想象去重新深入历史的各个层面,挖掘那些看不到的、想不到的、说不清的,也不能说的层面的契机。这是我在过去的十几二十年里更自觉地运用文学的方式来观察历史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