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界对宋诗的研究逐渐深入，但对宋代诗体学依然关注较少。从七律创作的角度重新观照宋诗，可以发现原来写进文学史作为定论的观点，换个角度却未必如是。如宋初的白体实际只得白居易一体，即其闲适的律诗；晚唐体从七律角度来看，则学许浑、郑谷；西昆体七律将李商隐的抒情转变为写意。北宋熙宁、元丰之前，七律大致经历了白体、晚唐体、西昆体、后昆体及诗文革新诗人的不断改造。白体七律奠定了七律语言顺畅流利、多流水对、多叙述、重叙事写意的格局。西昆体创始人之一杨亿初期七律学白体，后偶然接触到李商隐诗，开始琢磨研练，在这一过程中，原来白体诗歌的特征对他后期学习的潜在影响使得西昆体先天就带上了重叙述与重写意的特征。李商隐诗本身的情思并重，也使得杨亿等人的西昆体表面似抒情，实际上却是写意。在具体的诗歌技巧上，西昆体七律又继承了晚唐体七律重“苦吟”，并讲究诗歌技法的特征。因此，西昆体的主要创作方式就成了以晚唐体“苦吟”手法组织人文意象来叙事写意。但由于对这两种方式皆未能融会贯通，因此略显笨拙而被后人频频诟病。至后昆体诗人，晏殊、宋祁、宋庠等从各个方面对西昆体七律进行改造和突破，相比于西昆体，有了更多的个性色彩。诗文革新诗人在七律上各有沿革，欧阳修七律从昆体向白体发展，形成平易舒缓的白体七律诗风；梅尧臣七律则继承了西昆体与晚唐体对诗歌技巧的重视，却在诗风上追求平淡，形成瘦硬矫健的诗风。梅尧臣的七律诗风更能代表宋诗发展的主流方向。到北宋中期熙元诗坛，七律创作的代表诗人应是王安石。 现将北宋中期主要诗人分两大群体：一是以司马光、邵雍为主的诗人群体，称为洛学文人群体；一是以王安石为主的诗人群体，称为王学文人群体。尽管他们的杰出贡献皆不在诗学领域，这样的分类也绝非诗学意义的分类，但这种以人员交往为依据并参考地域因素进行的分类，可以方便看出每个诗人群体中各种诗风的交互影响。 北宋中期两个文人群体的形成首先是政治性，其次是学术性，再次才是文学性。且这两个群体皆对文学采取了若即若离的态度，王学群体时为主政者，他们偏于政事与经术，王安石本人在早期属于实用文学观，并不究心于诗艺，其“荆公体”的主要特征形成于晚年。洛学群体在当时属于政治上的失意者，他们的主要着力点在于学术，如在历史与经学方面皆作出杰出成就。可见，在洛下与当时的东京两大文人群体中，虽然与政治有着莫大的关系，但从后世对这一时期的文化进行整体观望，可发现这两大文人群体在思想领域都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思考与革新。 顾此难免失彼。两个群体在学术上虽有卓越贡献，但在文学上除了王安石之外却缺乏佼佼者，较之略后的苏门，实在乏善可陈。因此，这三个文学群体，可以简单概括为王学重实政，所谓“立功”；洛学重经术，所谓“立德”；苏学重文学，所谓“立言”。在此，以北宋中期洛学与王学两大文人群体的七律为研究对象，具体分析邵雍、司马光、范镇、王安石、王令、彭汝砺、陆佃等人的七律诗风，指出洛学文人群体虽诗风各异，但皆有白体倾向，当与白居易退居洛下后的闲适诗风相关；王安石七律受晚唐、杜甫等的影响，重“情、景、法”，开江西诗派重法度一脉；王令七律则以古入律；相较于洛学文人，王学文人群体的七律表现出更多的创变。这些创变体现出北宋中期文人对宋初三体的突破及诗风创新的不断尝试。 一、洛学文人群体的七律诗风多承白体 熙宁初期，大批不赞成新法的朝官被贬外任，在洛阳与当地学者形成一个特殊的文人群体。这一群体有如下特点：其一，身份高。这不仅指政治身份，如贬外官员韩琦、富弼等是当朝宰相，司马光为御史中丞，还有当地学者的社会地位，如邵雍、程颢、程颐等理学家在洛阳的影响；其二，博学。司马光在史学及儒学上对北宋学术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邵雍与二程更是著名的理学家。其三，道德上亦堪称风范。但是在诗学领域，这一群体似未能有太大建树，比较著名的就是“邵康节体”，还经常为后来的诗歌选本所忽略。 (一)“邵康节体”七律的口语化特征 邵雍(1011—1077)居洛下，“蓬荜环堵，不蔽风雨”，躬耕养亲而怡然自乐，颇有颜回之风。熙宁间，富弼、司马光、吕公著等因与新法派不和，渐次退居洛中，他们非常敬重邵雍，并为其构筑新居。邵雍名其居为“安乐窝”，自号“安乐先生”。本传载：“人无贵贱少长，一接以诚，故贤者悦其德，不贤者服其化。一时洛中人才特盛，而忠厚之风闻天下。”[1]足见其人其风范已成为一种标尺。 邵雍存诗1477首，近体占86％，其中七律480首，约占总数的32％，比例较高。他主张诗歌抒写“乐”，其《伊川击壤集》序言：“伊川翁自乐之诗也。非唯自乐，又能乐时，与万物之自得也。”[2]179这种“乐”不是日常生活的喜怒哀乐，而是“名教之乐”。就诗歌功用而言，相对于“诗缘情”，他更推崇“诗言志”，他认为作诗的最终目的就是要用道来垂训，让人明白善恶，在诗中有很多直接说教之作。钱穆先生曾说：“雍又有《击壤集》，这是一部道学家的诗，在诗集里别开一新面。”[3]48但他的说教却不像宋太宗的七律说教诗那样质木无文，而是用具体可感的形象和日常生活感受来表现他作为一个理学家的特殊的观物方式，因此，钱先生也说：“我们该细读《击壤集》，也可消解我们对于所谓宋代道学先生们一些想像的误解。”[3]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