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哲学是需要对话的，因为哲学需要怀疑，需要讨论，需要追问，需要证明。俄国批评家巴赫金说：“存在就意味着进行对话的交际。”①对话是人类存在的根本，也是语言的根本。“对话交际才是语言的生命真正所在之处。语言的整个生命，不论是在哪一个运用领域里(日常生活、公事交往、科学、文艺等等)，无不渗透着对话关系。”②对话是“轴心时代”(公元前8世纪—公元前2世纪)哲学的典型样式，雅斯贝斯在提出“轴心时代”的概念时，特别强调了“哲学家出现”③的事实；哲学家是最早的提问者，也是最早的解答者，“哲学家群体”最初是以思想对话者的形象出现的。古印度的《奥义书》、古以色列先知文学、古希腊前苏格拉底哲学和苏格拉底哲学都保存了丰富的思想对话资料。 春秋时代是中国文化的“轴心时代”，也是哲学对话繁荣的时代。这一时期的士人君子们或君臣问对，或师生应答；或于日常闲居时商榷讨论、疑义相析，或在宫廷庙堂上“王庭美对”④、《诗》《书》往来；或辩难时激昂慷慨、锐不可当，或应答间机关密布、趣味横生。对话是思想的交流，也是艺术的展现，是“善问”与“善答”的有机融合。《礼记·学记》谓： 善问者如攻坚木，先其易者，后其节目，及其久也，相说以解；不善问者反此。善待问者如撞钟，叩之以小者则小鸣，叩之以大者则大鸣，待其从容，然后尽其声；不善答问者反此。⑤ “善问”即“切问”⑥，犹如劈开坚木，由易入难，循序渐进，从容不迫。而“待问者”即应答者，宛若敲击钟声，小大由之，直指人心，引发精神的共鸣。春秋“问对”的能力，称为“专对”。孔子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⑦“专对”是邦国外交的应答能力，也是一种思想和情感的交流能力。应答的过程是思想阐释的过程，是逻辑推演的过程，是知识求证的过程，也是艺术展现的过程。多种艺术和修辞手法的介入，将春秋“问对”的思想和艺术带入一个高水平的审美境界。春秋时代士人君子对诗、音乐、舞蹈、审美等问题的关注，反映了春秋时代的文艺繁荣和理论进步。 一、神谕、训话与春秋对话形成的历史语境 早期人类的困惑和疑问只能祈求神的解答垂示，神的回答便是神谕(oracle)。神谕是一种人神之间的对话方式，但这种对话不是直接的，而是间接的。面对人的提问，神并不直接显现自身，也不直接作答，而是通过征兆、幻象、梦境、奇迹、预言、谚语、民谣等隐喻和象征的形式表现出来。普通人难以自行解读这些隐喻与密码，而必须通过祭司、巫觋、神托等贞人的专业性解读才能知晓答案。征兆将看似无关的自然现象与精神现象联系起来，组成了一个有秩序的意义世界。在早期中国历史文献中，甲骨书写和《尚书》诰体文献成为神谕和训话的典型样式。 (一)甲骨卜辞本质上是人神的对话方式 《周礼》记载的占卜程序与甲骨卜辞反映的占卜程序基本一致，张玉金谓：“占卜实质就是以‘灼龟’和‘见兆’为中介的人问神答。”⑧甲骨卜辞的核心是追问，贞占的本质是人对神圣力量的提问。《说文》谓：“贞，卜问也”，“占，视兆问也”。⑨完整的卜辞结构由叙辞、命辞、占辞、验辞组成，而最核心的部分则是占问。郭沫若认为：“凡卜辞，本均是疑问语。”⑩陈梦家在《殷虚卜辞综述》中也说：“卜辞通例，凡命辞都是发问，占辞都是预测也是发问。”(11)甲骨卜辞的追问范围涵盖了殷商先民从自然到人类、从生产到祭祀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占卜是一个民族从俗界向神界发出的集体追问，这种追问是神圣的、宏大的，也是专门的，由此产生了一个专门负责宗教问对的巫卜阶层——贞人集团。这种由王室发起、由贞人集团专业解答的关系，最终建立起甲骨卜辞所呈现的人神问答的卜问形式(图1)。
图1 甲骨卜辞呈现的卜问形式 这里特别强调以下几点。第一，这种由“王”发起的人界与神界的追问和对话，本质上并不是人神之间的直接对话，而必须经过贞人集团的传递和转译，人神对话是间接的。第二，贞人集团间接实现了人神之间的对话，其依据的信息也不是直接的，而是通过对征兆卦体的领悟和分析实现的。第三，人神对话的形式载体不是语言，而是象征和隐喻的符号系统，属于宗教和玄学的神谕。神谕的基本特征常常是象征的、隐喻的，也是绝对权威的、不容置疑的。不容置疑便封闭了讨论，陷入了自问自答的预设结构中。德国哲学家加达默尔说：“每一个问题必须途经这种使它成为开放的问题的悬而未决通道才完成其意义。每一个真正的问题都要求这种开放性。如果问题缺乏这种开放性，那么问题在根本上说就是没有真实问题意义的虚假问题(Scheinfrage)。”(12)甲骨卜辞的宗教式提问只是一种形式，回答不是开放的而是封闭的，答案是在发问之初就已经预设的，且是不容置疑的，因此它本质上是一种虚假的提问和对话。在宗教世界的问对中，神具有绝对权威，具有主体性的人恰恰被排除在外了，因此所谓的人神对话并不具有哲学讨论和思想交流的意义。 (二)《尚书》诰体文献的训话模式 从甲骨卜辞到《尚书》有一个重要现象就是神性的减弱和世俗性的增强。《尚书》的历史是以英雄开篇的，《尚书》中的尧、舜、皋陶、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周公等形象，总带有“半人半神”的英雄特点。从甲骨卜辞的宗教神谕走出以后，中国文学进入史诗式的英雄书写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