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互依赖何以推动协同增效？　　

　　在“十五五”即将开局之际，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时隔十年再次召开，明确作出“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的重大判断，为城市工作指明了基本遵循和方向。会议强调“转变城市工作方法，更加注重统筹协调”，并将“着力建设便捷高效的智慧城市”列为重点任务之一。作为智慧城市建设的关键抓手，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是党委政府、企业、智库和公众等多元主体的协同过程，各主体围绕异质性资源相互依赖。探究多元主体间相互依赖的形成机理及其推动协同增效的共性机制，对于理解如何实现“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发展目标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一、问题的提出

　　组织间关系不仅包括全球治理视域下国家间关系①，还涉及包括政府间、政企间和政社间在内的多重关系，其基本形式表现为对抗和协同两大主题。在复杂多变的治理环境下，各类棘手问题(Wicked Problems)的解决往往超出单一主体的能力范围，传统对抗主义的制度性局限在面对此类跨越组织边界的问题时充分显露。对此，协同治理被视为代替对抗主义的另一种选择而兴起②。协同治理是使人们跨越公共机构、政府层级及公私领域界限参与公共决策和管理，以实现公共目标的结构和过程③。在协同治理实践过程中，协同的程度存在显著的高低差异，从仅涉及信息共享到建立联合流程和组织等④，良好的协同绩效直接影响着公共政策制定与执行的结果。

　　在组织间关系研究中，相互依赖是推动协同增效的重要影响因素。组织被假定为理性行为者，为了获取对实现自身目标至关重要但由其他组织控制的资源时，组织之间会选择缔结相互依赖关系⑤。作为协同的“关键刺激”，相互依赖具有促进资源流动、降低内部成本、提高外部环境可预测性等作用，推动主体之间形成互惠互利的状态。当相互依赖程度较低甚至不存在时，主体更可能采取交易成本经济学认为的机会主义行为。正如格雷·芭芭拉(Gray Barbara)指出的，如果主体间没有基本的相互依赖，协同就毫无意义⑥。在协同治理的过程流派研究中，相互依赖是协同治理模型的重要变量之一。一方面，相互依赖被纳入起始条件(Starting Conditions)的动力要素，充当了协同治理机制运行的驱动力，使正在进行的协同合法化并激励协同⑦；另一方面，对相互依赖的认可是协同过程(Collaborative Process)的特定环节，如果存在其他单方面追求目标的场所，只有当利害相关者认为自己高度相互依赖时，协同治理才会发挥作用⑧。

　　在大数据、区块链和人工智能等新兴数字技术蓬勃发展的背景下，城市正处于数字化转型的实践浪潮与探索进程之中。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作为多元主体应用数字技术改进组织绩效的过程⑨，对于提升城市运行管理和公共服务水平具有重要驱动作用⑩，已成为党和政府高度关注的重要议题。2024年5月，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四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深化智慧城市发展推进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的指导意见》指出要“全面提升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的整体性、系统性、协同性”。2025年7月，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召开，将“着力建设便捷高效的智慧城市”作为七大重点任务之一，并在该项任务中明确提出“高效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的要求，深刻体现了坚持问题导向的城市数字化转型思维。会议同时强调“转变城市工作方法，更加注重统筹协调”，凸显了在党的统筹领导下协调多元主体的政策导向，是中国式协同治理的重要体现。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是落实智慧城市任务的关键抓手，在推进过程中需要党委政府、技术企业、智库和公众等多元利害相关者的协同治理(11)。各主体之间形成的相互依赖关系，有助于推动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协同增效，从而设计更可取的问题解决方案。

　　本文从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这一典型场域出发，基于对四个案例的长时段观察和访谈，旨在探讨利害相关者之间的相互依赖如何形成，形成的相互依赖又何以推动协同增效。为回应上述问题，本文通过对相互依赖形成的类型学分析，从技术嵌入和组织关联揭示了相互依赖形成的内在机理，提炼出不同依赖类型中协同增效的共性机制。文章从技术与组织互构论出发增进了对协同治理理论中相互依赖变量的整体性认识，为理解协同增效提供了一个新的解释视角，对于立足新的城市发展阶段，进一步建设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具有实践启示。

　　二、文献回顾

　　(一)主体之间的相互依赖研究

　　在多元主体之间直接存在的多样化关系中，相互依赖关系最值得关注。从历史上看，相互依赖源于包括比较优势理论、要素禀赋理论在内的古典自由经济理论(12)。20世纪70年代，国际关系学界的新自由主义者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O.Keohane)和约瑟夫·奈(Joseph Nye)提出“复合相互依赖”(Complex Interdependence)，揭示出国际关系正迈向多种联系、多种议题、国家间无需使用武力的发展路径(13)。

　　相互依赖作为一种组织间关系，不仅存在于宏观层面中的大国博弈中，而且体现在微观层面的资源流动中。资源依赖理论提出者杰弗里·普费弗(Jeffrey Pfeffer)和杰拉尔德·萨兰奇克(Gerald Salancik)在《组织的外部控制》一书中指出，当某一行动者并不完全掌控实现某项行动所必需的所有条件，或无法独自获得该行动所期望的结果时，相互依赖就产生了(14)。作为开放系统的组织受到外部环境影响和制约，部分研究者从组织理论视角，将相互依赖理解为对组织自身和其他主体绩效的控制(15)。相互依赖的形成有助于促进主体之间理解共同的目标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