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公共管理案例研究的后发者优势与后来者挑战 党的十八大以来，讲好中国故事的理论需求日益迫切，公共管理案例研究以其扎根中国实际、关注中国问题、总结中国经验的鲜明特色，契合了讲好中国故事、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时代需求，呈现蓬勃发展之势。从研究成果来看，中国公共管理案例研究数量不断增加；从成果发表期刊来看，《管理世界》《中国行政管理》《公共管理学报》《公共管理评论》等权威期刊中公共管理案例研究成果占比迅速增长，相较于规范研究和量化研究呈现出“弯道超车”的态势。与此同时，中国公共管理案例研究在快速增长的过程中也伴随着成果质量参差不齐，甚至成果评价标准不一等突出问题。 事实上，作为社会科学领域的经典研究方法，案例研究在国际学术界早已广泛应用。在社会学研究中，案例研究的历史可追溯到19世纪弗雷德里克·勒普累的研究[1]；而在管理学领域，哈佛商学院早在20世纪初就开始采用案例教学[2]。在中国，社会学领域的案例研究早已形成深厚积淀，费孝通的经典著作《江村经济》《乡土中国》堪称中国社会学案例研究的典范；在工商管理领域，中国人民大学从2007年起连续举办“中国企业管理案例与质性研究论坛”。相比之下，中国公共管理案例研究的系统化进程起步较晚，这意味着相对于社会学、工商管理等学科，中国公共管理案例研究既具备后发者的优势，也面临后来者的挑战。 中国公共管理案例研究的后发者优势主要体现为：一方面，社会学、工商管理等学科的案例研究已经过了较长时间的讨论和积累，形成了相对稳定的范式，可以为公共管理案例研究的发展提供经验借鉴。例如，从《管理世界》连续刊载的中国企业管理案例与质性研究论坛综述可以看出，中国工商管理案例研究方法的早期讨论主要集中于规范性和理论贡献等基本问题，而后转向案例选择、研究设计、数据分析等具体实操细节，在中后期还涉及“道与术”以及科学哲学基础的讨论①。这些讨论为中国公共管理案例研究提供了路径遵循，同为管理学科的公共管理，在案例研究方法推进过程中也同样需要注重这些方面的讨论。另一方面，中国社会学与工商管理案例研究发展中的不足也为公共管理案例研究提供了前车之鉴。例如，尽管经历了十几年的长足发展，中国工商管理案例研究依然存在知识发现远不及经验凝练的问题，特别是过分强调规范性，导致一些案例研究陷入“一阶、二阶、三阶”范畴提炼的刻板倾向，反而损失了故事的丰富性和深刻洞见。 中国公共管理案例研究的后来者挑战主要表现为“标准捆绑”与“混沌中的混战”：一方面，社会学与工商管理的案例研究已分别形成了较为稳定的范式，这在提供经验借鉴的同时，也无形中将其案例研究规范强加于公共管理学科，而忽略了公共管理在学科属性、研究对象、研究问题等方面的独特性，使其陷入“标准捆绑”。另一方面，由于社会学与工商管理两大学科在案例研究范式及其评价标准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作为起步较晚的中国公共管理案例研究，就不可避免地面临不同学科知识溯源下的范式之争。近年来，中国公共管理案例研究方法讨论的成果不断涌现，不同学科背景和学术经历的学者之间观点碰撞较为激烈，从案例研究的知识贡献和规范性要求，到案例选取、研究设计、数据分析，乃至在科学哲学基础等方面，均未达成相对一致的意见，表现为“混沌中的混战”。 二、中国公共管理案例研究的方法论争 综观当前中国公共管理案例研究的方法论争，主要体现在外部批评和内部分歧两个方面。 (一)针对案例研究方法的外部批评 从整个社会科学研究来看，案例研究方法长期面临来自其他研究范式的质疑，其中，大部分质疑来自定量研究，也有个别质疑来自规范研究。一是有关科学性的质疑，主要指涉案例研究在方法本身及操作过程中缺乏统一和规范的程序，研究结果难以复制和验证，案例研究因其“定性的、经验型的”属性特征始终遭到那些从事定量研究学者的批判和质疑[3]。以定量研究为代表的学者强调研究方法的客观性和可重复性，而案例研究的灵活性和情境性恰恰与这一追求相悖。当然，这也跟当前案例研究成果的总体水平不高有关，特别是一些案例研究不注重资料获取和分析方法的科学性和规范性，使用模棱两可的论据或带着偏见进行研究，因此案例研究的外在效度问题受到的批评最多[4]。二是有关客观性的质疑，主要涉及对案例研究信度和效度的质疑。定量研究者认为，案例研究过于依赖研究者的主观判断，缺乏客观的衡量标准，研究结论的可信度和稳定性难以保证[5]。三是有关代表性的质疑，主要指涉案例研究多采用目的抽样而非随机抽样，样本的代表性不足，特别是个案研究结论的外推缺少抽样代表性的前提。当缺乏变量化视角时，典型性、代表性、充分性都难以谈起[6]。四是有关实用性的质疑。一些定量研究者认为，案例研究只能提供描述性的认识，难以发现普适的因果规律；而规范研究者则指出，一些案例研究容易陷入就事论事，导致理论贡献缺失[7]。案例研究所面临的外部质疑，既有对其作为科学方法的质疑，也有对其理论贡献的质疑；既涉及技术层面的程序规范，也涉及认识论层面的客观性问题。这些质疑从不同角度对案例研究的正当性提出了挑战。尽管一些案例研究者力图通过完善研究程序、强化理论创新等途径回应这些质疑，但在科学主义的主流话语体系下，案例研究要彻底摆脱“次等公民”的地位仍任重道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