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际正义是指当代人与未来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和资源分配应当遵循的公平原则，它与传统正义理论的差异在于强调“此时此地”的决策对后代人的深远影响。传统社会正义往往关注同代人之间如何实现公平，却忽略了当代人为了短期利益而过度消耗资源，导致后代在生态环境、经济发展乃至社会稳定等方面承担严重后果。因此，代际正义研究的兴起具有重要意义。它不仅拓展了正义讨论的对象范围，也为公共政策与法律制定提供了新视角。若只顾眼前的财富积累或经济指标的提升，当代人很可能不断透支自然资本，让尚未出生的群体为当下错误或疏忽埋单。从这个角度看，代际正义有助于平衡短期利益诉求与长期可持续发展之间的紧张关系。①无论是资源管理还是社会分配，都不能只关注当代人的福利，还应审慎评估对后代的影响。 在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的背景下，代际正义的意义进一步得到凸显。温室气体的累积效应能够持续数百年之久，当前排放所带来的影响将由后代人在数十年乃至上百年的时间里承受。海平面上升、极端天气频发、生物多样性加速丧失等现象不会随当代人的逝去而结束，反而会在子孙后代的生活中不断放大。在历次的气候变化评估中，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不仅得出结论认为“证据表明气候变化受到明显的人类影响”，还指出气候变化的长期影响将对未来人类的健康、文化生活和经济繁荣产生以不利为主的影响。事实上，IPCC进一步指出，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特别引发了代际正义问题”。② 因此，从代际正义的视角审视气候变化，是一种合理且必要的延伸。气候变化议题本身就是代际正义最典型、最严峻的试炼场。它将当代的温室气体排放与后代面临的极端天气等生存后果直接联系起来，清晰地勾勒出一条跨越时间的因果链，从而让代际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变得具体而紧迫。将代际正义理论应用于气候变化这一场域，不仅检验了传统正义理论在跨时间维度上的局限与潜力，也反过来为理论本身的发展提供了独特的滋养，深化并拓展了我们对正义的理解。这也促使我们重新审视，如何构建一个既能回应短期利益，又足以承载长期伦理责任的全球治理框架。 令人遗憾的是，目前为止国内学者大多关心如何分配当下的气候资源，例如探讨“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的道德利弊，却罕有系统性地从代际正义的角度探讨气候问题。虽然不少国外学者著书立说，但其中对气候代际正义的批评声也是不绝于耳。本文正是要回应西方学界的三种典型批评意见，即聚焦于“责任”、“非互惠性”(non-reciprocity)和“非同一性”(non-identity)三个方面的批评。只有在正确回应批评和质疑的基础上，关于“气候代际正义”的呼声才不会流于空谈。 一、“责任”批评及其回应 “责任”概念是当代伦理学讨论中的核心概念之一，然而身处不同世代的人们是否负有相互的责任，尤其是当代人是否要对未来人负责，则不甚明了。例如彼得·辛格(Peter Singer)就从心理与道德直觉层面讨论了“时间距离”对责任感的削弱。在《同一个世界：全球化时代的伦理》一书中，辛格探讨全球变暖和不平等议题时，特别提到人们往往会因为地理和时间上的距离，而对遥远或未来的困境感到责任感不足。③由于气候变暖的后果通常在较长时间后才会显现，这种“时间距离”更容易让当代人忽视对后代或远方人群的责任。对很多人而言，尚未出生的未来世代既陌生又缺乏具象形象，因而难以激发强烈的道德共情。 除了在心理和道德直觉层面，约翰·邓恩(John Dunn)还从法律权利的角度出发，主张尚未出生的人无法在当下主张任何形式的法律权利，也就谈不上当代人对他们负有严谨意义上的正义义务。④根据邓恩的逻辑，正义理论需要处理的是现存主体之间的权利分配与制度保障，若一个群体尚未存在，其权利缺乏现实依托，那么所谓的“代际责任”则更倾向于一种德性或慈善式的考量，而不是具有强制力或普遍规范意义的义务。这种思路往往被称为“未来世代不可确指论”。它意味着未来人不能在现有法制和社会契约框架中拥有地位，既然谈不上拥有“现实的权利”，也就难以在正义理论中确立“义务的承担方”。这种论述不仅体现在邓恩的论述中，也体现在一些自由至上主义者的立场中：他们认为，真正的道德或政治义务只应当在能够现实的、直接发生交换和谈判的个体之间产生。⑤未来人尚未出现，无法与当代人订立任何“契约”，也就难以要求当代人对他们负有正义的义务。 然而，在笔者看来，这些基于“责任”或“义务”的批评都是站不住脚的。首先，即使承认时间距离会削弱“自然情感”，但不必也不应该湮灭我们的道德责任。当代社会通过立法、公共政策和公民教育等制度化手段，能够将“对未来的责任”外化为“具体规范”，让个人或组织即便缺乏直接情感联结，也得遵守相应义务。比如，以碳税、排放权交易或环保法律的方式约束企业与消费者，可以在制度层面形成对后代利益的保护；“星期五为未来”(Fridays for Future)等各种青年环境运动就充分展示了年轻群体正日益觉醒并积极关切未来。时间距离不再是难以跨越的心理屏障，它在很大程度上可被道德原则、制度设计和公共舆论所弥补。只要我们有足够的政治意愿与社会共识，对未来世代的道德感并非注定薄弱。更何况，气候变化正加速到来，未来灾难并非只属于遥远后人，也极可能在当代便显现危机苗头。这种渐进凸显的环境恶化更能刺激公众与政府加强前瞻性规划，减少时间距离导致的冷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