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脑神经科学和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脑机接口(Brain-Computer Interface，BCI)技术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作为革命性的人机交互范式，脑机接口绕过了传统依赖周围神经和肌肉组织的生物输出路径，通过解码神经电信号构建大脑与外部设备的直接交互通道。区别于常规肢体运动，脑机接口系统将神经活动转化为数字指令，驱动机械臂、智能假肢或虚拟界面完成操作任务，其核心特征在于突破生理限制，仅凭神经信号即可实现意念操控。随着应用场景日益广泛，脑机接口的伦理问题逐渐突显。一项核心争议在于脑机接口介导行动(mediated action)的责任认定问题：经由脑机接口介导实现的行动所导致的后果，应该由谁来负责？这与脑机接口介导行动者(agent)的能动性(agency)密切相关，因为道德责任判定的主要依据就在于行动者的能动性。 根据标准行动理论(即行动因果理论)的基本框架，行动需满足两个条件：行动是身体运动；行动由行动者的特定意向状态(如信念、欲望、意图)引起。①在脑机接口的应用场景中，以机械臂操控为例，用户的行动似乎满足上述两个条件：一方面，机械臂的物理运动源于操作者心理意向的驱动；另一方面，神经接口技术通过建立脑机耦合系统，使机械装置成为操作者具身性的技术延展。②然而，这种技术赋能的能动性具有本质上的限定性特征：脑机接口介导的行动过程涉及神经信号转译、算法决策、机械执行等多重技术媒介，导致传统行动理论中“心理意向一行动结果”的线性因果链发生断裂。这种能动性的技术重构使得行动后果的责任归属面临双重困境：既存在主体意向与技术系统自主性之间的责任划界难题，又面临具身延展边界模糊导致的行为主体性认定争议。脑机接口技术的革命性突破正在动摇建立在个体主义基础上的西方道德责任范式，针对这一困境，有必要引入更具系统性与整体性的责任框架，倡导从个体责任向集体责任的范式转型，建立起一种基于延展能动性(extended agency)的新型人机共同责任观。 一、传统道德责任观与道德责任判定条件 在西方伦理学史中，责任范畴是一个元问题，其核心命题聚焦于归责的充分必要条件——在什么条件下行动者需要对自己的行动负责？这一理论谱系可追溯至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第三卷对自愿行动的奠基性分析，其确立的知情、可控、自主三要素框架，经由休谟的道德悖论、康德的义务论直至戴维森(Donald Davidson)的行动解释理论，逐渐发展成为一套自成体系的道德责任研究范式。该理论脉络不仅塑造了西方道德哲学的话语体系，更深度嵌入现代刑事司法制度的建构逻辑。③ 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亚里士多德提出，出于自愿的行动才能受到称赞或谴责，在法律意义上才能授予荣誉或施以惩罚。所谓“自愿行动”，指的是这个行动不是“被迫”的，不是“出于无知”④的，而是经过“事先考虑”⑤的。笔者将其归纳为三个条件。(1)主体性⑥条件：行动是由行动者自身发起的。(2)控制力条件：行动者能够控制自己的行动。(3)认知条件：行动者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主体性条件强调，行动必须真正源于行动者自身的意愿与发起机制，而非由外部强制。亚里士多德认为，这种由自身发起的行为不同于儿童或动物基于欲望或冲动的前理性自愿行为，后者虽也貌似自愿，却缺乏理性主体的自觉意图与反思能力。真正属人的自愿行动应出自理性主体的自觉选择，体现其作为行动起源的地位。进一步来说，唯有经过深思熟虑、体现理性审辨的自愿行动，才能充分彰显人的道德主体性，才可被真正评价为善或恶。主体性奠定了行动的责任归属基础，但自愿行动还须满足控制力与认知条件：控制力条件强调行动者能够支配行动过程与结果，如中止或调整行动方式，其实现以主体性为前提；认知条件则要求行动者清楚理解自身行为的背景与后果，并具备相应的道德认知水平，否则即使具备发起行动的能力，也无法构成真正意义上的自愿与负责任行为。三者共同勾勒出理性主体在自愿行动中体现出的能动性整体结构，缺一不可。 能动性对于责任的界定尤为重要。能动性是行动者通过行动对自身的归因，是对其后果承担责任的先决条件。在亚里士多德的框架中，“能动性”概念虽未被明确提出，但其基本内涵渗透在道德责任的各个条件之中。“能动性”概念总是与“行动者”相伴而生。一般来说，行动者是具有行动能力的存在，能动性表示为对这种能力的行使，通常被理解为是意向行动能力的行使。根据行动因果理论，一个人有能力采取意向行动指的是：行动者的某些心理状态的出现会以正确的方式导致正确的事件(如某些身体动作)发生。根据这一理论，“行动者S的任何行为事件A是一个行动，当且仅当S做A是以正确的方式引起的，并且能够由某种恰当的、非行动的心理状态因果解释，这些心理状态介导或构成了S做A的理由”。⑦因此，行动并非仅仅是身体动作，而是由行动者的意向状态和身体运动共同构成的序列，其中，意向状态作为原因引发身体运动这一结果。 道德责任的主体性、控制力与认知条件，分别从不同维度揭示了能动性与责任之间的内在关联。主体性条件强调，行动应源自行动者自身的心理意向，而非外部因素的强制，这一立场在学术界已有广泛共识，实质上也是对理性主体自由意志的承认。控制力条件则刻画出从行动者的初始心理状态到最终结果之间需存在一种可被行动者掌控的恰当因果关系，确保其能够对行动过程与后果实施主导。认知条件关乎行动者对其自身满足主体性与控制力条件的主观意识，这种意识并非通过外部观察或推论而来，而是源于行动者第一人称的体验。能动性的这些本质特征也深刻说明了行动本身的价值：它使人能够凭借对自身行为的控制，实际地改变世界的某一部分，从而实现欲望、践行理性决策，彰显了人作为理性行为主体的自我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