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流亡日本之后，梁启超从日本学者那里接受了更为丰富的西方现代思想，就他比较看重的吉田松阴、加藤弘之、福泽谕吉等人的观点而言，他更多将伴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而形成的启蒙思想和与之相适应的政治制度视为“新”的时代的标志。为此，他接受了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道德观念、以社会达尔文主义为内核的文明观和以现代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的国际体系。中国作为一个“老大帝国”①，其政治形态和思想道德与新时代格格不入，需要全方位的变革以适应优胜劣汰的新环境。 尤其是在经历了《辛丑条约》的屈辱并接触到孙中山等革命派的思想和行为之后，梁启超的政治立场亦发生了动摇，他甚至认为，以“革命”的方式去寻求共和政体是比他和康有为的“维新”保皇更为合理的政治变革主张，这种想法一度引发了“康门”弟子的“分裂”。然而，无论是“维新”还是“革命”，梁启超认为都不过是“表”，要让中国实现富国强兵的目标，有一个更为核心的问题要解决，即更新人们的文明观念，改变人们的道德伦理系统，培育“新民”，依此，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发展才能有稳定的基础。 一、“过渡时代”的精神跃升 梁启超一直在呼唤“英雄”“豪杰”的出现，并认为有些人之所以能成为“豪杰”是因为他们能更敏锐地与时代共振，从而为时代定性。或许是为他自己的跳跃性的思想特质做辩护，他在1899年还专门写过《善变的豪杰》一文。的确，当时中国敏锐的头脑都已经发现自己所处的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而梁启超还有一个专门的称呼，他认为当时中国处于“过渡时代”。按梁启超的说法，人类无时不在“过渡”中，但他所说的“过渡时代”是指人类社会总会有的过渡和稳定的更替。比如欧洲经历了几百年的过渡，已经稳定下来了。而中国则是在长期的稳定之后，开始了过渡阶段，需要能推动社会进步的“豪杰”的出现。 在梁启超看来，19世纪的世界局势使中国数千年的历史根基发生了坍塌，“故今日中国之现状，实如驾一扁舟，初离海岸线而放于中流，即俗语所谓两头不到岸之时”[1](294)。其特征是，人民已经厌弃了愚民专制之政治，但又未能建构一个新的政体来取代之，这是政治上的过渡；从社会层面看，人们已经不再视三纲五常为天经地义，但还没有新道德来取代，这是“理想风俗”上的过渡。其他诸如人们在讨论旧法律之不可行，但新法律却没有制定出来。人们在议论废除科举，但新教育体系茫然无解。这就要求有“英雄人物”来推动时势的发展，也需要有新的“德性”。 在其他文章中，梁启超对“过渡时代”有更为详细的讨论，对这个时代所需要的“精神气质”也有相应的勾勒，这些讨论都构成了他写作《新民说》的“前史”。 (一)民族国家与民族帝国主义 在发表于1899年10月15日的《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之前途》一文中，梁启超区分了“国民”与“国家”。此文想要强调的是：中国人缺乏现代政治意义上的“国民”意识。梁启超说：“国民者，以国为人民公产之称。国者，积民而成，舍民之外则无有国。以一国之民治一国之事，定一国之法，谋一国之利，捍一国之患，其民不可得而侮，其国不可得而亡，是之谓国民。”[1](206)这个国民概念强调了其作为国家主体的地位，并以此与“国家”区分开来。在梁启超看来，传统的思维中并没有“国民”意识，“国家”只是皇帝一家之私产。在王朝时代，君主依靠强力获得政权，并化家为国，国家间的竞争实质是君主为一家之私利逼迫百姓为其作战。而主权在民的时代，国家之间的竞争则转变为国民为了自己的性命和财产而与其他国家展开竞争。将一国的土地财富视为一家之私产的朝廷与西方具备个人权利意识的国民之间竞争，其胜负自不待言。 1901年，梁启超又撰写了《中国积弱溯源论》的长文，文章点明了中国所处的困境源自对“民族国家”之新世界格局缺乏认知，导致了国家能力的“积弱”。他概括了三种认识上的盲区。(1)不知国家与天下的差别。中国向来以天下中心自居，骤遇西方之挑战，要么因骄傲而不愿与外人沟通，要么怯懦而不敢与之竞争。(2)不知国家与朝廷的关系。梁启超惊异于如此连续的文明并无一“国名”，导致人们以服务朝廷为荣，认一姓之家奴为国家之英雄。独立之气难以确立。(3)不知国家与国民之关系，也就是不能体认国民才是国家之主人。 梁启超认为中国积弱的另一个理由在于“风俗”，此处之“风俗”或可用更为熟悉的“习性”来理解。其一，没有国民之主人翁精神，“举国之人，他无所学，而惟以学为奴隶为事，驱所谓聪明俊秀第一等之人，相率而入于奴隶学校，不以为耻，反以为荣”[1](257)。其二，全国人的识字率很低，即使识文断字之人，亦因为奴化之教育，而缺乏对于世界、对于科学的认知。其三，为我而弃群。梁启超并不反对自利的观念，而肯定自然欲望的合理性。他所要批评的是那种囿于自私的观念，而不能凝聚众力为“国民”的群体意识。其四，好伪而无诚。即喜欢做表面文章，弄虚作假。 面对国家的困境和国民的困顿，梁启超试图借助民族主义来唤起国民的精神。他肯定民族主义是竞争时代国家发展的“原动力”。他说：“民族主义者，世界最光明正大公平之主义也，不使他族侵我之自由，我亦毋侵他族之自由。其在于本国也，人之独立；其在于世界也，国之独立。”[1](325)在中国主权不断被侵蚀的状态下，民族主义可以促进国家的独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