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启蒙运动以来，主体与客体、自然与社会的二元对立导致自然被客体化为可征服、利用的资源。伴随现代性兴起的理性主义、客观性与普遍性观念塑造了现代人的生存模式，推动了生产力与技术快速发展，但同时也引发了环境恶化、能源危机、人的异化等现代性危机。在此背景下，源自前现代社会且体现不同思维方式的传统手工艺逐渐进入学术视野，为反思现代性困境提供了新的视角。欧洲的手工艺复兴运动、日本的民艺运动都是这一方向上的实践努力。在中国，传统工艺也越来越受到政府与学术界的关注。 目前，中国科技史、工艺美术、人类学、民族学等领域的学者从各自的学科视角出发，围绕传统工艺的历史演变与技术内涵、美学意义与传承创新、文化价值、创新转化等问题展开调查研究与对策探索。其中，工艺美术界在传统工艺史研究方面更加注重传统工艺制品的造型、样式、纹饰等艺术审美价值，在传统工艺传承振兴方面更注重其传承实践与创新设计；科技史界则更为注重运用田野调查、科技考古、文献整理等多种方法对传统工艺进行工艺调查、复原，挖掘传统工艺背后的科技价值；人类学、民族学的学者则将传统工艺视为民间文化的一部分，主要通过民间传说、民间信仰和生存实践等探索其文化内涵。上述学科视角对于传统工艺研究来说十分重要，从不同角度梳理了传统工艺的过去与现在，探讨了传统工艺的艺术、科技与历史文化价值。但相对而言，对于如何在跨学科的视角下综合分析传统工艺的基本属性，并从人与物的关系角度深入挖掘其价值，回应现代性困境，促使传统工艺在现代社会中能得到更好的传承等问题，仍缺乏充分的讨论。具体而言，传统工艺作为根植于特定社会文化与物质环境中的技术，与现代技术相比展现了更加丰富多样的社会组织模式、文化意义生成方式以及与物质世界打交道的方式，而对于这一系列多样化关系的揭示将有助于反思现代技术面临的困境。本文主要通过梳理技术史和物质文化研究等学科视角对技术及“人-物”关系的不同理解，尝试对上述问题进行讨论和回应，为当下的传统工艺传承及研究提供参考。 一、传统工艺作为技术的社会-文化实践 传统工艺中的“工”，有技巧、技能和技术之意，李晓岑等曾将传统工艺定义为“源于生产实践，并通过经验的积累不断传承，旨在解决人们衣食住行等物质性生存问题的知识、技能、技艺和技巧”[1]。正因如此，传统工艺一直是科技史界，尤其是技术史研究的重要对象。 传统的技术“内史”通常以现代的科学技术为参照点研究历史上的各类技术，对技术进行“辉格式”的解释。技术往往被看作客观知识。这一研究进路将技术视为科学的应用，科学根据自身认识论逻辑不断进化，积累发展[2]27-28，技术也跟随科学发展的内在脉络发展。20世纪50年代以后，部分技术史学家受到法国年鉴学派“整体史(total history)”研究的影响，开创了“与境论”研究进路，社会、经济、地理等因素逐渐被纳入分析视野，为技术发明、创新提供了社会历史性的说明。然而，不论是传统“内史论”还是“与境论”，都将技术知识本身看作无涉于社会与文化的“黑箱”。 在上述技术编史传统的影响下，相关传统工艺研究往往侧重对工艺技术内核的挖掘和工艺流程的厘清。由于侧重“工”“巧”等技术内容，这类研究将技术知识内容本身视为不受社会文化影响的客观领域，以现代科学技术知识理解传统知识与技术，忽略技术作为一种社会-文化实践的多样化面向，难以提供关于传统工艺的全面理解。 1.作为“技术-社会综合体”的传统工艺 20世纪下半叶，“技术的社会建构论(SCOT)”[3]、技术系统论[4]相继提出。STS领域学者逐渐打开技术“黑箱”，通过社会规范的实在性解释科学和技术知识的生产，同时开始关注技术的使用及使用者。[5]最初的“技术的社会建构论”与技术系统论，倾向于预设一个稳定而先在的社会实体，主要关注社会对技术的建构，忽略技术对社会的影响和形塑，技术与社会被视为二分状态。 此后，随着研究议程拓展，以及与更为激进的行动者网络(ANT)理论的对话，技术对社会的影响再次被纳入考量。综合性和异质性更强的“技术-社会综合体(technosocial ensembles)”[6]这一分析单位被提出，意在模糊技术与社会之间的界限，消除技术与社会的二元区分。该学派的研究在面对问题时坚持广义对称性原则，对称地看待社会与技术世界。正如比克(Wiebe E.Bijker)指出：“一个问题应该被视为技术问题还是社会问题，从来都无法先验且独立于语境地明确。”[7]67技术作为一种社会实践，被视为内嵌于社会关系之中。这一进路也发展出了一系列实用的概念工具用以分析技术与社会之间的互动，例如“相关社会群体成员”用以界定参与技术活动的相关群体以及他们为技术所赋予的意义，“技术框架”被用来描述围绕人工物建立起来的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互动。[7]68-69 在物质性与能动性的问题上，“技术-社会综合体”拒绝接受ANT将非人因素纳入分析框架并给予其与人同等地位的主张。他们建议，“通过相关社会群体的眼睛”描述技术。[8]这一分析路径突出了行动主体的社会身份及关系网络，将技术的研究置于具体的社会语境之中，但对物质性存在一定忽视。关于“人-物”关系的理解，隐含在技术的社会建构论背后的是对康德主体性哲学的彻底展开，只是“我思”在此被替换成作为人的集体的社会，物本身成了被社会机制建构的信念以及“技术框架”的触发者，人的主体性进一步彰显。 在中国传统工艺的研究中，采用“技术-社会综合体”这一分析单位的经典案例是艾约博(Jacob Eyferth)的《以竹为生——一个四川手工造纸村的20世纪社会史》。[9]该书从社会-经济史的角度考察了夹江造纸人以造纸技艺为核心所形成的技能实践共同体，以及该共同体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受到国家现代主义视野调控的影响，遭遇“去技能化”解构、市场经济体制下的重建过程。正是“技术-社会综合体”①既有技能的夹江造纸人自发形成的实践共同体及一系列自然、物质环境组合，解释了夹江槽户在经历了改革开放前的断裂后，为何相对容易地重建了他们的造纸业，为何造纸技术在移植到其他地区时遭受失败。然而，作者最终认为支撑这一重生的原因在于“一种对于社会与符号世界那种共有的、不言自明的、实在的理解”[9]19，这一论断使其停留于符号层面的分析。技术——“根本上属于人、社会的范畴”[9]7——被描述为内嵌于社会实践(尤其是亲属关系)之中，其分析重心更多聚焦于社会层面的动态，物质与环境成为无言背景板，未被纳入社会变革的驱动机制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