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世纪末，在欧洲已经崛起的荷兰人开始将注意力投向东方，而中国和香料群岛则是他们最重要的目的地。从1601年开始，荷兰人就试图与中国政府接触，力图与中国展开自由贸易，并希望在中国建立一处贸易根据地。①明末清初，荷兰人与中国地方官僚还有以郑氏为首的海上佣兵集团，就贸易问题进行过数次交涉。②而在清政权稳固之后，直接向皇帝遣使请求自由贸易的时机逐渐成熟。于是从顺治到乾隆时期，荷兰总共四次派遣使团前往北京朝见皇帝，希望批准扩大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贸易特权。从1655—1657年第一支使团前往中国觐见顺治皇帝始，至1794—1795年最后一支使团前往中国止，四次使团横跨150年的时间，为后世留下了丰富史料。③ 前贤已对几个使团的出使始末进行了详细考证。西方学者戴宏达(Jan Julius Lodewijk Duyvendak)于1938年出版《最后的荷兰访华使团(1794—1795)》[The Last Dutch Embassy to the Chinese Court(1794-1795)]④，依据范罢览、德胜、小德经等人的原始史料对此次出使进行开创性研究，并针对汉文史料撰写了《荷兰使节访华文献补录》作说明。卫思韩(John E.Wills，Jr)就清初的中荷商贸外交关系作了详细梳理；⑤并对较少提及的郭佑、宾先巴芝等人的出使情况进行补充，提供了简略的行程记录。⑥欧阳泰(Tonio Adam Andrade)的最新成果则将行程简要描绘于地图之上，其地名考证工作有助于检验行程路径。⑦ 另外，中国学者也多注意到荷使出使的问题。首先，在中外关系史方面，前人大多从原始史料入手，复原了使团出使的过程及关键性环节。林发钦通过对中西语种各来源史料的比对，认为范罢览的日记是最重要和可信的原始史料之一。他提到，尽管荷兰使团极力想要避免一年前英国马戛尔尼使团的失利情形，遵守清朝的礼仪，仍未达到扩展贸易礼仪的目的。⑧蔡香玉则通过细致解读范罢览写给吧城荷印当局的信件、德胜抵粤后对此所展开的调查文件，以及英国商馆和西班牙商馆大班对此事的证词等材料，揭示了德胜使团的成行与英国马戛尔尼使团的挫折之间的联系。⑨其次，在历史地理方面，前人已对16—19世纪的欧洲耶稣会、使团、贸易活动团体等描述中国的报告、日记、地图、专著等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杨迅凌考释了1655年《荷使初访中国记》的版本、荷兰东印度公司制图师芬彭士以及法国出版商泰弗诺的版本，并指出芬彭士版本最为准确并接近尼霍夫原作，而《荷使初访中国记》并非原作，法国版本则为原本。芬彭士写本中的广州到北京航道图更接近尼霍夫日记描述。作者对郭佑使节行程所经过地名的考证启发了本文。⑩作者认为，古地图的绘制、生成、修订等各环节受制作者主观认识和观念影响，使用时应避免直接“读图”造成错误。(11)丁雁南则通过荷兰东印度公司制图师的一系列海图手稿，考证了中国南海在不同海图上的位置、风格和基本状况。(12)此外，有关英国使团所使用地图的研究最近已成热点，例如郭亮对马戛尔尼使团、王涛对阿美士德使团所用地图及测绘方法进行了深入研究。(13) 虽然前人对地图和地名的考证已经非常详细，如卫思韩、欧阳泰和杨迅凌都已把使团行迹简要地描绘在现代地图上了，但是尚缺乏对各使团地图来源、出使路线差异与行程距离的考证。事实上，荷使的几次访华之行不仅留下了丰富的地名信息，还留下了非常精确的行程距离和日期记录。厘清这些数据的生成方式和具体用途，对我们深入理解当时西方人普遍使用的中国地图及其测距习惯有着重要意义。同时，本文提供一种地图史料来源推证的新方法——利用地图比例尺等指标，结合日记行程来确定来源。 一 历次出使中的日记与地图 (一)历次使团出使情况及使者日记 对荷兰使团而言，进入中国内陆、进京朝见皇帝的旅程具有独特意义。借由朝贡的方式。荷使将“西方大量的文化和器物输入中国，成为清朝前期‘西风东渐’的重要管道”(14)。另外，荷兰使节在出使过程中形成了对中华帝国的西方印象，他们所形成的文献不仅在当时塑造了西方人对中国的认知。也成为当代学者研究过去中西关系的重要史料。(15)有清一代荷兰人的四次遣使，均在行程中留下了文字记载，现分别加以介绍。
第一次出使期间，时任使团管事的约翰·尼霍夫对使团沿途的经历与见闻进行了翔实记录。回国后尼霍夫将他的笔记赠送给他的兄弟亨德里克·尼霍夫(Hendrik Nieuhof)，后者与荷兰出版商雅各布·范·梅尔斯(Jacob van Meurs)合作，二人于1655年于阿姆斯特丹以荷兰文和法文出版了《荷兰东印度公司谒见鞑靼可汗即当今的中国皇帝》(中文译本名《荷使初访中国记》)。是书不仅以文字记载了行程、见闻、风土人情，还附有约150帧铜版画，一时在欧洲掀起对中国的探索热潮，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事件。然而在荷兰人看来，这次出使是不成功的。他们长途跋涉来到北京寻求贸易特权，却只得到顺治“八年来一次，每次不过百人，其中二十人到皇宫……不要在广州海面上交易”的许可。(16) 在1666年第二次出使之前，巴达维亚政府从耶稣会士口中听闻清朝正在准备进攻台湾的郑氏集团。荷兰人认为如果荷兰此时与清朝联手，不仅可以报复郑氏、夺回台湾，还可以以此为借口向清政府邀功，借此拓宽贸易权限。然而，此次荷兰组建的舰队行动尚未成行就得知郑成功早已去世。因此，1666年巴达维亚政府派遣范和伦和丹镇老磨从福建登陆，前往北京面见康熙。在这次朝觐中，荷兰人虽尽可能地表现出了恭顺的态度，遵行三叩九拜的朝贡礼仪，但仍未获得任何实质性谈判成果。回国之后，范和伦和丹镇老磨两人的日记被荷兰当时有名的作家达珀(Olfert Dapper)整理成书，并于1670年发表，即《荷使第二及第三次出访中国记》。(17)该书同样在欧洲热销，次年即在伦敦再翻译为英文版(18)发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