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万历初年的改革，其中重要的部分便是端正士气、整顿学风。这是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改革的保障。正如韦庆远所指出的，“以政治统率学术”和“以所谓学术改变政治”这样“两种文化学术思潮的碰撞，正因改革的深化而激化，各走极端”①，引发了书院的禁毁。张居正禁毁书院，被称为明代4次毁书院中的第3次。《明会要》记载：“凡先后毁应天等府书院六十四处。”②这一数字虽有来源，但不准确。③当时禁毁虽达不到明人邹元标所说的“尽毁天下书院”④的程度，但实际被毁书院数字远大于此。禁毁书院早有迹象，早在万历三年(1575)，就已经有不许提学官员“别创书院”的敕谕。⑤但就书院禁毁之奉诏行事严厉推行而言，则是在万历七年，从对该年正月常州知府施观民私创书院敛财的处理起，在同年七月、十月、次年二月数次强调对书院严格控制，或禁巡盐御史私创书院，或禁地方官敷衍塞责。《万历邸钞》对此有所记载。⑥故时人张元忭说：“拆毁书院屡奉严旨。”⑦这段历史学者有些研究，⑧但对当时禁毁实态的展示不够细致。然而，时任吏部尚书王国光(1512—1594)的《司铨奏草》中保存了其题覆江西、山东、湖广、辽东、宣大、河南、真定、甘肃、直隶、山西、陕西、苏松、浙江、贵州、广东、四川、福建、云南、南直隶、广西20位巡按查改书院之疏。其中，《覆江西巡按邵陛查改书院疏》篇幅最长，大概是因为明代江西书院发达，禁毁数量又多，兼以处理方式因书院而异，须得甄别不同的种类进行处理。正如明人陈文烛言：“万历八年，江陵柄政，严禁伪学，诏毁书院，江西多创建，悉在毁中。”⑨万历六(1578)、七年任江西巡按的邵陛(1536—1595)，则在其《两台奏议》中留下了《查革书院疏》。综合两份奏疏及明人文集和地方志中对江西书院的记载，以江西书院在万历年间的禁毁情形为例，大致可以梳理出万历初年禁毁书院的决策如何形成、下达，以及在执行过程中不同层级官员及地方士绅的态度，由此可以对万历初年张居正改革中禁毁书院的实态作更深入的分析，以期更全面地展示张居正改革的面貌。 一 邵陛《查革书院疏》及吏部题覆 邵陛，字世忠，号梅墩，浙江绍兴府余姚县人，隆庆二年(1568)进士，选庶吉士，授御史，巡按江南、江北、江西，万历九年(1581)历升大理寺右寺丞、左寺丞，⑩官至刑部左侍郎，撰有《两台奏议》。《两台奏议》中的《江西奏议》，是邵陛万历六年二月出任江西巡按的奏疏辑录，内有《查革书院疏》。 万历七年正月，吏部题覆参施观民之疏，奉旨：“其所创书院并各省直有私建的，着遵照皇祖明旨，都改为公解(廨)衙门，田粮查归里甲……各巡按御史仍将查过缘由，立限从实具奏。”(11)此为各省直巡按跟进清查书院之始。江西书院清查工作随即展开。据江西提学副使江以东、副使王世懋等呈文，邵陛命提学御史江以东“通行所属府州县将先年创建各书院名色逐一清查”，包括：“某府某县的有若干？某处系何年奏立？何人创建？即今见有学田若干？有何生员在彼肄业？某项书院未经题请，或私行建置，或神庙庵院没产改建，亦有田粮若干？系何人收掌？节年作何支用？”(12)可见，清查内容包括书院基本情况、财产情况、府州县学生在书院肄业情况，并要求区分书院的“奏立”与“私创”。显然，清查重点一是财产状况，二是私建情况。邵陛对提学道要求：“并查有无游食之人在彼讲学，先将各生发回本学肄业，果有游食之人，即日遣回，毋容延住。”(13)这是清查的第三个重点，针对的是各地的书院讲学者，因为在张居正看来，讲学者是游谈无根之人。邵陛还要求“限一月内备将应存及应改过缘由呈院，以凭酌议具请”，但实际清查过程并不顺利，以至不久后邵陛批文强调：“此奉特旨查奏者，该道作速查改。”(14)在随后催办中，地方官员不时就相关问题呈文请示。吉安府永新县提出本县“崇正书院系乡宦尚书尹台捐己产创建，合将改为凤西约社，原捐田亩仍归还本宦管理”(15)。永新崇正书院创建的过程较长。嘉靖三十二年(1553)永新知县朱贤毁城北淫祠欲建书院，未成。约二十五六年后，尹台“斥金六十两售朱氏居址于凤尾湖澳创建”，“前治横屋，为崇正书院之门，中建广宇，为知本堂，后殿重室，为钦止楼……使一邑士众讲会周旋其间……复议斥田百石，并故所贸址旁之池一亩有奇，畀之书院。岁轮二人主其入，以待士之远近来聚者”(16)。显然，崇正书院是典型的讲学书院，建成时间应在万历初年。邵陛没有轻易苟同府县提出的处理意见，批复说：“提学道会同守巡道酌议候查，各府完日并详。”(17)他要求提学道与湖西分巡道商议，一并上报处理意见。不久，弋阳王府教授及瑞昌府辅国中尉朱谋城又提出，王府“置屋祀祖栖孙，原非书院，今被溷开”，请求与一般社会上的书院“分别”，“以安宗室”。五月二十八日，邵陛批复由提学道行南昌等府查议明白。(18)邵陛对清查过程缓慢显然有些焦急，强调清查书院“系考成事理，亦不宜迟”(19)，按照考成法的要求，将书院禁毁作为地方官员的考核重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