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随着佛教的发展、出家人口的增多，中国古代的政权，最晚至北魏时期，便开始确立度僧制度并编制僧尼籍，以加强国家对僧团的控制。学界很早就对文献中的度僧史料进行了梳理和研究，基本厘清了历代度僧政策的演变以及僧尼籍编制历史的发展。①敦煌吐鲁番出土的僧尼籍实物，更是为研究唐五代时期国家对僧团的控制提供了珍贵的一手资料。诸如藤枝晃、孟宪实等中外学者几乎搜集到了敦煌吐鲁番文献中的所有僧尼籍，并利用这些文书对唐代以及敦煌吐蕃归义军政权的僧尼控制政策、教团发展情况等进行了翔实讨论。②但相关研究多是将敦煌吐鲁番出土的僧尼籍用于佐证传世文献中记载的唐五代度僧制度以及僧尼控制政策。其实，除了印证文献中的记载，敦煌吐鲁番出土僧尼籍中还蕴藏着丰富的历史信息，比如传世文献中只记载了度僧政策推行于州这一层级，至于县乡里层面的情况则语焉不详，而对僧尼籍的研究可以弥补这一方面的缺憾；又如唐代中期以后，敦煌先后为吐蕃和归义军两大政权所管辖，发展形势和中原地区有一些差异，将这一时期敦煌地区僧尼籍和中原僧尼籍进行纵向和横向比较，可以揭示敦煌地区发展的历史特点。 目前在敦煌发现的僧尼籍有二十余件，其中英藏敦煌文献S.2669《沙州大乘、圣光等寺尼籍》所存僧尼籍数量最多，内容也最为丰富，详细记录了大乘寺、圣光寺等三所尼寺中尼的法名、乡贯、姓氏、俗名与年龄。三寺中，大乘寺尼籍最为完整，存全部209条尼籍信息；圣光寺本79条，残存34条；另一寺残存25条。尽管该卷是目前发现最完整、信息含量最丰富的官方僧尼籍，③但因其内容较为单调，且缺少头尾，故学界在研究中虽对其时有引用，却从未进行过系统探讨。本文拟首先对该件尼籍中保存最为完整的大乘寺尼籍进行统计分析，以探求度僧政策在乡里层面的推行；其次将其信息登载方式与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僧尼籍进行纵向和横向比较，以展示此时敦煌僧尼籍登载格式的变化及其历史背景。 一、分于诸乡：度僧名额的具体分配 S.2669《沙州大乘、圣光等寺尼籍》虽未残存直接的时间信息，但根据藤枝晃的研究，该件与S.2614V《沙州各寺僧尼名簿》的尼名大量重合，以前者记录的年龄来看，其中最年长者为38岁的善贤，故S.2669应该要比S.2614V早20年左右；S.2614V又与P.3167V《乾宁二年(895)三月安国寺道场司常秘等牒》关系密切，后者记大乘寺的善信等人在当时尚是年幼尼众，而她们在S.2614V中被记为“新沙弥尼”，故可推知S.2614V的年代和P.3167V十分接近，即在895年前后。基于此，S.2669《沙州大乘、圣光等寺尼籍》的年代应该就是860-870年间。④此论可信。所以，可以认为，基于我们对古人平均寿命的一般认知(即约50岁)，那么，S.2669反映的便是820-870年五十年间的女性出家情况。 因为S.2669《沙州大乘、圣光等寺尼籍》残存的尼籍中，只有大乘寺尼籍最为完整，且数量多达209条，故本文只对大乘寺尼籍进行统计分析。大乘寺209人中，只有自在和香严2人系瓜州晋昌县清水乡人，其余207人均为沙州敦煌县11乡之人，具体来说，赤心乡18人、慈惠乡8人、敦煌乡33人、洪池乡24人、洪润乡17人、效谷乡7人、龙勒乡9人、莫高乡9人、平康乡32人、神沙乡33人、玉关乡17人。所以大乘寺尼籍可以呈现820-870年间207位出家尼众的敦煌县乡域分布。 来自敦煌县的207人，覆盖了各个年龄段，其中年龄最小者11岁，最长者75岁。将出家年龄和乡贯结合起来，从而可以得到一幅不同年龄段的出家信众的地理分布图，进而可以据以分析出家信众的人数变动与行政单位的关系。 需要承认的是，尚存在三个因素使得此份尼籍并非研究出家信众人数与行政单位划分关系的最理想文本：第一，此份尼籍并未登载尼众的出家年龄或时间，因此，这幅分布图无法完整呈现每一次度僧时女性出家人数的县域分布情况；第二，根据敦煌文献中仅有的两份度牒以及法藏敦煌文献P.3167V《乾宁二年(895)三月安国寺道场司常秘等牒》等，⑤敦煌当地尼众往往选择幼时出家，不过即便如此，仍有少数人直至三五十岁时才选择出度，因此不能认定尼籍上一些相同年龄的尼众是同一年得度；第三，考虑到敦煌地区并非固定每年都会开坛度僧，⑥故每次度僧时申请剃度的尼众之间必然多少都会有些年龄差距。 为了尽可能减少年龄因素的干扰，在此分别按照每20岁、每10岁、每5岁为一单位年龄段，对此207人进行分类统计。 每20岁为一单位年龄段的统计分布表和折线图如表1和图1。
图1 S.2669《沙州大乘、圣光等寺尼籍》所载大乘寺尼众年龄段(20岁为一段)分布折线图 每10岁为一单位年龄段的统计分布表和折线图如表2和图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