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中国现代文化，总会溯源至“五四”新文化运动。无论是正向宣传这一历史，还是进行全面反思，人们总能从这场运动汲取精神力量。中国现代文艺批评家李长之(1910-1978)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饱含热情地对之做出思考，他不止一次撰文论述这场影响深刻的运动，也屡次在多篇文章中阐述发声。值得关注的是，他对“五四”的反思常常与蔡元培结合讨论。可惜的是，这段学术理路一直都未得到探析以至于忽视了中国现代美育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些关键信息。因此，本文力图在新的研究材料框架中，重新还原这一过程的发生语境，丰富对“五四”的思考版图，提炼出于当下美育实施有所裨益的历史思考和启示。 一、奠基中国现代美育：蔡元培及其对文化运动的思考与作为 作为中国现代美育奠基者之一，蔡元培(1868-1940)从德语译介“美育”这一术语，将“美育”置身国民教育思想重要位置，身体力行在北京大学及全国多地推行“美育”，为中国美育早期现代性做出影响深远的贡献。从他开始，中国现代国民教育体系中便有了“美育”①的身影。“美育”一词，是他意译自德语Ästhetische Erziehung，意即美感教育。舒新城曾评价蔡元培是自民国元年十余年来，中国美感教育思想唯一的中坚人物。蔡元培从国民教育的宏观视角出发，围绕社会教育、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的具体施行，以及科学教育与美感教育的相互推动，提出了“五大宗旨”、“四育”并举、“以美育代宗教”、“健全的人格”等重要理念和观点，希冀以此为路径最终实现启蒙新民、救国复兴的社会目的。 1912年1月5日，蔡元培被任命为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南北议和之后，他又任北京政府教育总长，成为中华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2月，他发表了《对于新教育之意见》(后改名为《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提出了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五育并举的民国国家教育方针。“五育”抛弃了诸如忠君和尊孔的封建思想，注入了西方近现代教育思想和观念。他甚至以量化形式为“五育”做了排序：“军国民主义当占百分之十，实利主义当占其四十，德育当占其二十，美育当占其二十五，而世界观则占其五。”[1]6美育排位第二，可知他相当看重美育的功能。究其根本，“五育”实施是为了培养“健全之人格”，其中，美感教育在于破除公民一己之私，以超功利实现情操纯洁、利民利国的目的。1916年12月26日，蔡元培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时代赋予了蔡元培为这个国家、民族、学校改革求变的伟大使命，在他的推动之下，美育在中国现代正式成为培育健全人格，培育时代新人的教育方针，开一代之风气，形成中国现代美育既推崇“超功利”思想，又以实现情感升华、思想净化的新人培养为目标的教育路径。 1917年，蔡元培发表了《以美育代宗教说》(刊载于《新青年》第3卷6号)的演讲。他说：“纯粹之美育，所以陶养吾人之感情，使有高尚纯洁之习惯，而使人我之见、利己损人之思念，以渐消沮者也。盖以美为普遍性，决无人我差别之见能参入其中。”[1]70美育作为陶养普遍人性高尚情性的方式，能够感化人心、活化僵化、无私纯粹，是培养现代中国人的重要方式。由此，具备超功利精神境界，一改功利主义的弊病，使人保有平和心境，富有远大理想，在实现抱负的道路上果敢进取。1920年，蔡元培在《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中进一步明确地提出组成“健全的人格”的“四育”：体育、智育、德育和美育。1922年，他在《美育实施的方法》中将“美育”施行的范围划定为“一、家庭教育，二、学校教育，三、社会教育”[1]154，并按照人一生成长的顺序，分步骤提出美育实施的细则。 “五育”到“四育”概念的演化过程，以及美育落实到具体学校、家庭和社会三大主体的政策化路径，是蔡元培美育思想的重要内容。由于他如此重视美感教育，所以他对“五四”新文化的态度并非单一的完全肯定或否定。尽管对此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他赞同五四运动，因为五四运动中学生被逮捕时，蔡元培设法积极营救，甚至以辞职相抗；另一种认为他反对，因为他在一些文章中对学生参与运动持反对意见。但实际上，从他对“五四”新文化的功绩和遗留问题的论述，可以看出他注重教育思想中美育的地位。“五四”在中国全社会尤其是知识分子群体中树起了“科学”的大旗，科学的客观性、逻辑性和理性思维在中国现代社会受到极大的推崇，甚至科学主义演化为一种人生观信条。固然，历史现实决定了中国亟需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和引进科学精神，但是，唯科学论必然不是中国现代全面发展的全部，这一状况引起了当时一些知识分子的重视。蔡元培看到了这方面的不足，多次在文章或演说中表达以美育补充新文化的想法。1919年12月1日，《晨报副镌》刊载了蔡元培的《文化运动不要忘了美育》，提到以科学教育和美术教育二者共同推进文化进步；1921年，他发表《美术的进化》讲演，把教育内容概述为科学和美术，还特别比对强调“科学的重要，差不多人人都注意了。美术一方面，注意的还少”[1]118；同年，他在《美术与科学的关系》中特别强调了前者对后者的促进作用，他说：“有了美术的兴趣，不但觉得人生很有意义，很有价值；就是治科学的时候，也一定添了勇敢活泼的精神。”[1]137蔡元培的论述，注重科学与美育互相促进，无疑是从国民培育的角度深化美育的功用和价值。换言之，蔡元培从培养“完全人格”出发，不仅看到“五四”的贡献，也毫不隐讳地指出，这场文化运动仍需美育补足其中感性维度的缺失。不过，蔡元培并未直接表述美育的感性功能，这一观点直到李长之论及“五四”及蔡元培时才得到完整阐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