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民族學家安東尼·史密斯(Anthony Smith)為“族群—象徵主義”(ethno-symbolism)範式理論的奠基者。國外學界對史密斯理論的研究多聚焦其民族理論，學者們多聚焦其“族群—象徵主義”理論。如約翰·哈欽森(John Hutchinson)、沃克·康納(Walker Connor)與艾維爾·羅什瓦爾德(Aviel Roshwald)等學者，研究前現代族群與現代民族之間的關係，並認同前現代族群擁有共享的歷史記憶和文化。國內學界對史密斯理論研究多集中在民族學與政治學領域，關注史密斯的民族概念和民族主義理論時，又多聚焦於民族理論通論方面，但從藝術與記憶認同角度的專門研究尚待深入。因此，本文結合藝術學、民族學與人類學的研究方法，專門分析其理論中的藝術與記憶認同思想，為後民族時代的民族認同社會實踐尋找新的思想啟示。 一、民族紐帶：藝術與記憶認同的啟示 藝術是記憶的一種方式，記憶是人類精神的故鄉。集體記憶是民族情感認同的基礎，人類通過集體記憶獲得情感認同。藝術通過建構藝術意象並塑造社會現實，藝術促進集體記憶而形成想象共同體。藝術是人類記憶的生動語言，記憶通過藝術象徵而激發情感認同。一個民族的記憶共同體根植於故園的田園山水之中，還體現在各類體裁的藝術形式之中：在景觀藝術中被鋪叙，在人物雕塑中被表達，在歷史畫中被叙事，還在儀式舞蹈節慶中被展開。藝術是記憶的物質與非物質載體，集體記憶在藝術中被想象與建構。無論是視覺藝術、聽覺藝術還是身體藝術，均是記憶的形象語言與形式。藝術成為記憶與民族認同的具體形式與情感連接，“地方藝術連接著人對於地方的往昔歷史經驗，是人重返地方的記憶之物。地方藝術携帶著個人、社會及國家的集體記憶，並幫助我們重建人的身份認同與民族認同”。① 安東尼·史密斯關注世界民族與民族認同問題。在青年時期，他修讀經學、哲學與社會學，此後致力於民族主義與族群學研究，曾擔任族群和民族主義研究協會主席。他聚焦民族、民族主義和族群性研究，並提倡民族主義的跨學科研究，發展了研究民族和民族主義的方法，即族群—象徵主義方法論，該方法論本質是通過象徵維度研究民族和族群問題。②在1980年代前的早期研究中，他對民族主義理論展開批判性反思，反思現代主義民族理論對民族“現代性”的過分強調，提出應關注族群和歷史連續性之間的緊密關係。他認為現代民族並非憑空創造的想象共同體，而具有深厚的族群基礎和歷史根源。在1980年代後期至1990年代末，他系統闡述了族群象徵主義的思想。在2000年之後的晚期研究中，他關注民族的象徵維度和文化因素，包括藝術、儀式與神話等在民族認同中的作用。在史密斯的族群象徵主義理論中，他強調了文化象徵物和歷史記憶的價值。民族之所以能够形成情感共同體，源於那些唤起共同歷史記憶的象徵物。通過對“構成民族與眾不同遺產的價值觀、象徵物、記憶、神話和傳統模式持續複製和重新解釋”，民族認同得以形成和鞏固。③史密斯將藝術視為象徵物的載體，藝術既是文化的表達形式，也是傳播和再生產文化的載體。史密斯的藝術與認同思想在其早期研究中即開始，其博士論文《愛國主義與新古典主義：英法繪畫與雕塑中的“歷史復興”(1746-1800)》專論了歐洲藝術與歷史的關係。④此後，史密斯在專著《成為真實民族：1600-1850年西歐藝術與民族認同》中，集中表達了其關於藝術與民族認同的思想。⑤ 藝術作為一種文化表達形式，不僅是歷史記憶的載體，也是民族象徵的表現形式。在當代全球化時代，在全球化與地域化、普遍主義與民族主義相互交錯的當下，如何通過藝術和文化記憶凝聚民族，以及如何幫助維持民族認同的連續性，是一個緊迫的現實問題。現代主義學派強調民族是現代性產物，而史密斯持有不同於現代主義學派的觀點，他注重民族歷史文脈、記憶與情感認同的作用，並重視象徵對民族形成、存續與發展的意義，強調民族與前現代族群紐帶的歷史連續性。他關注主觀因素如記憶、情感和象徵因素，尤其是歷史記憶、神話象徵與文化傳統等因素，並強調文化符號、歷史記憶和情感依戀在認同中的意義。這種視野在後民族時代獨樹一幟，為凝聚民族情感共同體提供了現實參照。在今日世界局勢複雜的後民族時代，史密斯的藝術與記憶認同思想，對於世界民族具有新的理論與實踐意義。史密斯的理論雖形成於歐洲學術語境，但對思考中國的民族認同問題同樣具有啟發意義。 二、發明傳統：再造民族象徵物與“共通記憶” 英國社會學家沃爾特·白芝浩(Walter Bagehot)將19世紀形容為“民族創建的世紀”。⑥經歷18世紀啟蒙運動、英國工業革命、法國大革命、美國獨立戰爭及拉美獨立運動，英法成為歐洲較早的民族國家，美州與拉丁美洲的民族國家紛紛誕生。在世界第一次大戰之後，中歐、東歐與小亞細亞地區民族國家也如雨後春笋。在世界第二次大戰之後，亞非地區民族獨立運動風起雲涌。在當代全球化時代，民族認同成為後民族時代的緊迫問題。面臨這樣新的社會現實，學術界随之引發民族研究思潮。自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英美學者多關注民族認同問題，卡爾頓·海斯(Carlton Hayes)、漢斯·科恩(Hans Kohn)與愛德華·卡爾(Edward Carr)等學者，此時期多研究民族問题的起源與傳播問題。1960年代至1990年代初，史密斯與厄爾斯特·蓋爾納(Ernest Gellner)、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及埃里克·霍布斯鮑姆(Eric Hobsbawm)等學者，延續了民族起源問題的討論。史密斯成為族群—象徵民族主義理論的代表人物，歐美學者普遍認可該範式，例如，約翰·哈金森(Jhon Hutchinson)、阿德里安·哈斯廷斯(Adrian Hastings)與約翰·阿姆斯特朗(John Armstrong)等，故學界將他們歸於“族群—象徵主義”學派，這一流派學者普遍強調文化象徵物的價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