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艺术史中呈现的神话主题，其关涉的内容无比丰富，并通常具有信史化的倾向，即许多神话事件被当作真实历史在艺术创作中投射，而这种情况的产生和其创作动因多与先祖们根深蒂固的“敬神思想”有关，其中最典型的两类即为自然崇拜与祖先崇拜，这是先祖们对自然界的山、河、风、雨，以及干旱、雷暴和太阳星辰的崇拜，与早期人类受到自然环境的影响时因无法用科学知识解释，从而归因于神的支配有着密切的关联。同时，那些在与自然的斗争中做出贡献的先人们，也受到人们的崇敬与爱戴。因而，在上古时代产生灵魂意识之际，但凡人们遇到困难都会期望得到祖先的帮助和指引，于是自然而然产生祖先崇拜。这一情况集中体现在我国的上古神话之中，即夏朝以前的神话和传说之中。这一时期，没有直接的文字记载，所发生的事件以及涉及的人物大多无法直接考证，因而对于该段历史的叙述，往往带有浓厚的神话色彩。同样，对于域外而言，亦是如此。像古希腊和古罗马神话传说，作为艺术家的表达方式，也自然需要通过艺术的渠道与世人达成思想和精神方面的沟通，而艺术作品的神话主题尤为关键，体现出有智慧和创造力的艺术家必定会以人们所熟悉的“神话传说”为创作题材，以圣人为模样代替神的形象，让其充满想象力，又不缺乏亲切感，进而感化民众，达至人神合一、尊贵完美的境界，这是西方古典时期艺术创作的选择，也是借用神话传说复兴“人文主义”的目的。 至此，艺术史中的神话题材表现特征，从创作形态来看，神话作为集体性的有意识的创造，以口耳相传的方式流传，体现了群体思维认知的共同性；从造型特征看，其神灵塑造多呈现为神人结合或人兽结合，反映了初民赋予自然以人性，同时也将人性融入自然界的双向想象。这类艺术形象融合了对自然的崇敬心理、部落图腾的信仰传统与对先祖膜拜的精神内核。更有甚者，在艺术手段的运用上，神话创作普遍采取了虚幻性构思、夸张性表现、理想化与集中化等艺术方法，这些都是艺术史中必然触及的神话主题。况且，中外艺术家通过不同的方式将其组合到艺术创作中，不仅将日常生活装扮得丰富多彩，而且创造出了无数巧夺天工的精彩作品，尤其是在表现远古时期历史变迁的风貌中，当初民们终于摆脱了饥饿和凶险的困境，自然就演绎出对无穷宇宙的追问和浪漫的想象。 一、上古神话的象征性是将神话看作生命的特殊表现形式 艺术史中的神话主题起源于神话传说，中国本就是一个充满神话和传说的国度。这些丰富多彩的上古神话主要见诸先秦两汉的文学与编撰增补的典籍，诸如《山海经》《穆天子传》《淮南子》《列子》等，从而被分散保存下来。虽说是片段，可不少故事已具有清晰的轮廓，有的甚至是完整的故事叙事且伴有鲜明的象征形象，其神话涉足的领域异常宽广，叙事情节也极为丰富，成为孕育中华文明的胚胎，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其中，具典型性的又莫过于《山海经》，其记载的神话内容多具备开端式的性质，故而明朝人胡应麟赞其为“古今语怪之祖”①。书中记述了先人们同大自然进行艰苦卓绝斗争的过程中，孕育出理解和把握世界一切规律的智慧法宝，将自然界无穷变化和威力，归之于神灵意志和力量的显现，从而创造出许许多多的经典神话，并通过口头流传，成为艺术创作的重要源泉，产生了诸多灿烂辉煌的艺术作品。诸如，山西道教宫观的永乐宫壁画，流传于市井中的民俗年画，还有戏曲音乐中的敬神乐章，成就了神话类戏曲的多彩绽放。应该说，中国上古神话的精神特质和艺术特征，在这些上古艺术中展现的就是尚德精神和民族特色，讴歌远古圣贤与历史英雄，展现了先祖无畏的精神品格，同时表达了对神圣形象庇护众生、造福人间职责的敬仰之情。这种精神特质和民族性集中体现在神话人物的品格塑造上，即“中国上古神话中的大神均有不食人间烟火、没有凡人情欲的神格特征”②。这直接体现了他们高尚的道德品质和无私奉献的精神，特别是在众多神话故事的传颂中，这些形象始终充满着“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勇于探索的创造精神、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舍己利群的担当精神、憧憬未来的梦想精神与和合同心的团结精神”③。这种精神特质通过对圣贤与英雄的歌颂得到彰显，如上古圣贤尧、舜、禹等，正是通过他们的智慧和德行，“表达着上古文化建构时期的国家政治理想，其垂教后世，演变成为一种民族文化情结”④。虽说这些形象总是带有神话般的想象，但皆源于远古生命实践，展现出初民对德行、力量、生命与自然的敬畏情怀，已然成为凝聚中华民族精神传统的重要象征。 自然，神话不同于传说，二者绝非雷同。神话演述的是神，传说演述的则为远古或古代英雄。然而，在千百年流传历程中，逐步演化为神话和传说的混合体，也可说比比皆是。因为这两者都同时记载着我们先祖的超凡能力和心中梦想，所以传说也往往作为神话流传而不分彼此。质言之，远古神话展现的是初民的浪漫主义创造性特质，通过幻思与艺术夸张的手法，诠释出初民对自然界与社会生活的认知与畅想。可以说，这些神话蕴含着深厚的民族文化与艺术底蕴，其内容歌颂生命不断繁衍的创生力量，彰显出坚韧不拔的奋斗意志，赞扬无私奉献的崇高品格，体现出昂扬向上的精神追求。如是，在艺术表达上，神话具有绚丽的情感色彩，特别注重情感的夸张表达，反映出初民对所感知的自然现象与社会生活的独特理解，这些体验经由“幻想”与“幻象”的加工处理及升华，形成既具神性色彩，又有映射现实生活的艺术形象，更显示着“人本主义”的精神探索，塑造坚持不懈、勤劳智慧的中华民族形象。 例如，在上古神话意象性艺术特征中，中国神话在表现形式、意象体系和记述方式等方面均具有以神祇意象为核心的基本特点，这些特点与“华夏先民以‘象’为核心的思维方式有关”⑤。又如，上古玉器的形制、纹饰和琢玉风格大多采用象形与转喻的创作思维模式，即“权杖斧钺、王者羽冠、鸷鹰崇拜和图腾柱崇拜的象形与转喻。通过雕刻各种象形的神灵形象，就赋予和转喻了这些玉器通神的法力”⑥。这些不同时期的精神与物质文化遗存，不仅展现了初民们对自然万物、宇宙人生的认知演进，还体现了初民通过艺术创造来理解世界的创举意识。可见，中国神话作为中华民族最为本源的精神创造，既是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它是通过丰富的想象力与创造性的思考，将初民对自然的敬畏、对生命的礼赞全都融入艺术的表现之中，既开启了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源头，也奠定了中华民族精神传统的基石，对我们民族的思想和精神品格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至此，神话虽说产生于远古时代，但却反映出初民凭借其历史有限的认知能力，对自然界的变化与社会生活的现象做出的切合实际的阐释，体现了特定历史阶段的文化特征。从根本上说，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由多民族组成的大家庭，民族共同体意识已经根植于中华民族深厚的历史和文化传统之中。数千年来，历经风雨的中华民族始终保持着自身独特的文化传统和精神信念，使得我们民族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始终具有独特的民族历史记忆，由此塑造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理念。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已经成为每一个成员对自身民族身份的认同并构成强烈的归属感。因此，各民族虽说都有自己的神话传说，但都具有相互贯通的民族话语，尤其是其中蕴含着的人文哲理与文化主题，终将紧紧汇聚成为中华文明与中国艺术发展的主流。进而言之，中华神话与民族精神的文化精髓，应该说自远古社会文明孕育初始，各民族各地区流传的神话就赋予了人类社会无穷的魅力。比照域外地区来看，如苏美尔、巴比伦、印度，乃至古希腊和古罗马等这些古老的文明国度，也都有着极为丰富的远古神话与不同文明并存，只是他们的民族观与我们的差异较大。诸如，中国古代神话源自盘古开天辟地、引生万物，而域外神话则多沉浸在创世故事的描述中；中国神话突出体现“天人合一，物我一体”的精神内涵，而域外神话则多体现“天人二分”的观念；中国神话中的神是理性的化身，而域外神话故事中的神则显现感性特质。就考据来说，神话作为文明的源头，既是一个社会、一个民族的早期历史线索，又是一个民族在其发展历程中难以磨灭的信仰印记，尤其体现出神话源流与社会文明的同源同流，一直以来备受历史学、民族学、文学和艺术学研究的高度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