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20世纪70年代以来，数字游戏以商业娱乐媒体的形态引入大众日常生活，并开始在日本、美国等国家流行。目前，数字游戏已经成为中国数字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典型代表。长期以来，数字游戏被“刻板”地认为是年轻人专属的娱乐项目，但这种印象正随着网络游戏的普及而逐渐淡化。许多曾经的游戏“青少年”正逐步变为游戏“中老年”，更有许多年长者成为游戏新玩家。因此，从社会层面来看，网络游戏玩家的年龄层次正在逐渐丰富，而在家庭系统中，游戏代际共玩现象也越发普遍。 对数字游戏的研究主要偏向年轻玩家，较少关注年长群体的游戏实践[1]，而讨论游戏和代际关系的研究则更少。事实上，数字游戏与其他新兴技术产品的应用普及类似，可能在代际互动中产生积极的作用[2]。国内研究发现，数字反哺可以有效解决数字代沟问题[3]，助力年长者的数字融入。在数字技术使用上，青年人对年长者的帮助和引导有助于在互联网时代构建亲密、平等的代际互动关系[4]。在技术实践层面，电子游戏的可供性提供了丰富的家庭对话机会[5]。因而，在家庭中共同使用包括数字游戏在内的新兴数字技术有助于构建良好的代际互动。 代际游戏(intergenerational games)并不专属于数字时代，该概念旨在强化以游戏的形式为亲代和子代提供积极的互动，增强代际对游戏的共同参与[6]，即共玩(co-play)。而代际数字游戏实践则是指在数字时代媒介技术快速发展情境下的代际游戏互动行为。国外有关代际数字游戏实践对代际关系的影响研究开展得较早并总体认为其能积极改善代际关系。那么，在中国家庭情境中，此类游戏实践对代际关系是否也存在积极作用?会对代际关系产生怎样的具体影响?以上问题是本研究关注的焦点。 二、数字游戏和代际关系 (一)数字游戏和代际游戏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和普及，建立在传统游戏概念基础上的数字游戏(digital games)得以产生。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推动线上多人在线游戏的出现，使游戏本身的社会性、文化性、经济性乃至政治性等意义不断被凸显。数字游戏的内涵也变得更为丰富，除了涵盖传统游戏的基础特征外，还强调依托的互联网接入和数字化载体特征。作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主要内容，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助推新型数字经济形态的出现和数字文化产业的发展。宏观的媒介技术发展和应用普及使数字游戏出现在除集中式娱乐(网吧)之外的新空间，家庭成为数字游戏的新使用场域。而数字游戏通常会借助的游戏机、计算机、手机等数字化设备的不断日常化也加速数字游戏家庭化进程。在多重因素作用下，数字游戏以低成本娱乐形态成为一种“日常事物”(everyday things)进入人们的生活，年长群体也获得重新接续年少时游戏梦想的机会或成为数字游戏的新用户。然而，数字游戏专属于年轻人的偏见，代际彼此消极看待的刻板印象等都有可能阻碍代际的相互理解，从而进一步抑制代际互动。基于这样的疑问，数字游戏研究开始关注其对家庭带来的影响，部分代际游戏研究也得出“似乎有望促进代际体验”[7]的结论。 代际游戏的概念在这样的学术和应用氛围中被提出。国外相关研究较为丰富，分化出狭义和广义两类不同意涵。狭义的代际游戏指专为连接不同代际而设计的游戏，如国内的亲子游戏(parentchild play)。在数字时代，这一游戏类型充分考虑代际双方对于数字游戏的不同需求，以培养和促进代与代之间的交流与互动为目标，并为代际间提供相互合作或相互竞争的数字游戏内容[8]。此类代际游戏具有较强的功能性特征，在解决代际水平不一致、促进玩家知识经验共享与游戏教学支持上具有针对性，但难以适用于个人单独游玩。而广义的代际游戏是指不同代际共同参与同一游戏实践之中的行为，游戏产品本身并不是专为代际关系服务。在Hera等人的研究中，将这一行为称为“不同年龄段的玩家(例如祖父母和孙子、父母和孩子)之间有趣的数字媒体互动”[9]。这一定义对数字游戏本身的内容、设计不作要求，更强调代际间对数字游戏的共同参与，有利于考察在共同使用数字游戏的过程中代与代之间如何进行互动和沟通。本研究采用广义的代际游戏定义，弱化游戏类型因素和功能性特征，强化其“有趣”的娱乐功能和连接性。 (二)代际关系研究的理论框架和核心维度 代际关系研究已形成多体系、多层次的理论框架与核心维度，主要集中在代际团结、矛盾心理、社会交换与代际传递等经典理论上。Bengtson等人提出的代际团结理论(Intergenerational Solidarity Theory)确立了包括结构团结、关联团结、功能团结、情感团结、共识团结及规范团结等6大维度，为衡量代际亲密度提供了系统指标[10]。Luscher等则提出代际矛盾心理理论(Intergenerational Ambivalence)，强调代际关系中亲密与冲突、依赖与排斥并存的矛盾状态，更贴近现实家庭关系的复杂性[11]。社会交换理论(Social Exchange Theory)着眼于代际互惠行为，强调支持与回报之间的动态平衡，反映代际关系中的权力与协商机制，[12]关注家庭代际平等关系的讨论。此外，家庭代际中的沟通与认同维度也被广泛探讨，如Koerner等提出的家庭沟通模式理论(Family Communication Patterns Theory)强调“对话”与“遵从”导向，直接影响代际间的平等对话与认同建构[13]。在文化与社会化研究方面，代际传递理论(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则聚焦价值观、行为模式与社会资本在代际间的纵向流动，既包括父代向子代的正向传递，也涵盖数字时代日益显著的子代促进父代的再社会化，体现代际学习与知识流动的双向性[14]。近年来，随着数字媒介深度介入家庭互动，诸如家庭内共玩数字游戏等实践，被证实可同时增强代际间的情感联结、促进平等沟通、助力文化反哺与认同共建，从而在传统代际理论基础上拓展出融合“人—媒—人”互动的新视角，为理解当代中国家庭的代际关系提供重要参鉴[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