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人文经济地理学发生了重要的“关系转向”[1-2]，其中标志之一便是城市网络研究的兴起。城市网络研究以全球城市(Global City)[3-4]和流空间(Space of Flows)[5]等理论基础，关注不同空间尺度城市间的相互联系及其形成的城市体系[6]。城市网络涵盖不同地理尺度和联系维度，包括企业内外部联系[7-8]、知识和科技合作关系[9-11]、人口流动和交通网络[12-13]、金融联系[14]、产业联系[15-16]等。经过近30a的发展，城市网络研究范式日渐成熟，从早期聚焦连锁网络结构的静态分析发展为多主体和多要素流网络的演化机制研究，对城市地理和经济地理等学科产生了重要影响[17]。 虽然当前城市网络研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但仍存在待拓展的空间[17-18]。首先，既有城市产业联系研究的产业链视角较为缺乏，往往过于偏重对网络空间组织或拓扑结构的分析，而忽略了对城市间产业联系内涵的深入解析。事实上，从产业联系视角研究城市网络的主要目的在于揭示不同节点城市参与全球产业分工的模式及其映射出的产业链地位[16]。其次，现有城市网络研究将城市间联系视为同质化的链接，忽略了本地和非本地联系的差异性[19]。产业链分工和全球生产网络(GPN)等相关理论既关注产品生产过程中的价值链体系和权力关系，也探讨地方—全球嵌入性如何影响企业的产业组织策略以及由此形成的响应机制，从而为研究企业的跨区域联系提供了更为多元的视角[20]。再次，既有研究主要关注传统生产部门的城市联系，而对当前正在快速崛起的数字经济关注不够。在数字经济时代，物联网、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对传统产业的生产网络产生了巨大冲击，为城市网络研究提出了新的命题和挑战。总之，当前的城市网络研究还存在产业链分析较为欠缺、忽略本地—非本地嵌入的区别、对数字经济领域的产业联系关注不够等问题。因此，城市网络研究亟待从产业链理论中吸取“营养”，结合全球生产网络(GPN)和嵌入性理论，深化对新兴数字经济领域的城市网络空间结构和合作模式的理解。 鉴于此，本文尝试以中国数字游戏产业为分析案例，在遵循城市网络研究基本范式的基础上，从产业链分工视角出发，着重探索数字游戏产业通过产业链分工形成的城市网络结构和合作模式，并进一步剖析中国数字游戏产业的产业链地位和地方—全球嵌入性演变，从而推进城市网络研究与产业链理论的对话，夯实城市网络研究中的产业联系内涵解析。 1 理论基础 1.1 产业链分工视角下城市网络研究 产业链指的是“以分工协作为基础、以产业联系为纽带、以企业为主体的链网状产业组织系统”[21]。产业链的概念源于Adam Smith的分工理论[21]，Hirschman进一步采用“关联效应”解释产业的链条关系及相关概念，强调了企业间的前后向联系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22]。在此基础上，西方学界出现了“生产系统”(production system)、“商品链”(commodity chain)、“价值链”(value chain)、“生产网络”(production network)等类似概念，并由此产生了全球价值链、全球商品链和全球生产网络等研究范式[23-25]。这些理论框架从产业组织的视角出发，主要关注企业在全球化背景下采取的生产空间组织策略、与其他行为主体之间产生的合作和竞争等互动关系以及城市和区域参与跨区域劳动分工的模式及空间效应等问题[26]。 产业链理论为弥补城市网络研究对产业内涵解读的不足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借鉴。一是，产业链和全球生产网络理论都主张采用网络和关系视角来理解经济活动的复杂性，并强调基于区域劳动分工的产业联系对地方经济产生的重要影响，这为理解在不同产业链合作模式下城市节点间连接结构的差异性提供了切入点。二是，产业链理论构建了多尺度的分析框架，考察从地方到全球不同层次的经济关联，突破地理和行政边界限制，对于开展跨尺度城市网络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三是，基于产业链和价值链理论发展起来的全球生产网络理论不仅仅关注企业之间的经济联系，同时还吸收了新经济社会学的观点，认为经济活动和相互联系是嵌入到所在地区的制度、文化和社会体系中形成的结果，从而为解释生产网络的地方—全球嵌入和互动提供了理论依据[20]。 目前从产业链分工视角对特定产业城市网络开展的研究仍处于早期探索阶段。国际学术期刊Global Networks曾在2010年组织了一期题为“World City Networks and Global Commodity Chains”的专刊，旨在推动世界城市网络研究与产业链理论的对话。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认识到城市网络研究与产业链理论之间的互补性，并试图从理论层面融合两个研究范式，构建世界城市—产业网络理论框架[27]。国内部分学者也从产业链和价值链视角开展了一些探索性的城市网络研究。例如，以苹果手机供应链为基础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根据在价值链中的控制能力和话语权，可以将全球化城市分成研发型、生产型、代工服务型3种类型[15]。针对技术封锁背景下的产业链重构研究采用城市网络分析方法，总结了华为手机应对供应链危机采取的“全球化布局”和“国产化替代”的组合战略[28]。基于电影产业链的城市网络分析通过探讨不同尺度的城市网络表现出的功能分化和动态关联效应，揭示了电影产业链中的地方—区域—全球互动机制[16]。尽管以上研究取得了初步进展，但相关研究主要分析网络中不同城市的产业链分工，而对城市在生产网络中的合作模式及地方—全球嵌入性等问题尚未开展深入的探讨，同时对于产业链较为独特的新兴数字产业(如数字创意产业)，相关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拓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