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阐明，“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1]8。文化主体性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标识性概念，巩固文化主体性对于推动新时代文化强国建设、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当前学界围绕文化主体性的研究呈现出多视角、多维度、多层次的态势，如探讨“两个结合”与文化主体性的互动逻辑[2]、阐释文化主体性的哲学内涵[3]、探讨新时代巩固文化主体性的实践路径[4]等。总体而言，现有研究高度聚焦于新时代背景下的理论阐释，对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建构文化主体性的历史经验挖掘不足。 回溯历史，文化主体性作为中华民族精神独立性的根本体现，其理论根基深植于中国共产党百年文化建设实践。其中，《新民主主义论》作为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国化的奠基性著作，其建构文化主体性的理论范式与实践智慧，为新时代巩固文化主体性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基石，展现出跨越时空的思想史价值。与此相应，学界关于《新民主主义论》的研究成果数量可观，在理论内涵、话语建构、历史传播等方面取得了众多突破性进展。具体而言，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四个维度：其一，探讨《新民主主义论》与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互动逻辑[5]；其二，阐释《新民主主义论》的文本内涵[6]；其三，考察“新民主主义话语体系”的建构历程[7]；其四，分析《新民主主义论》的阅读史与传播史[8]。在《新民主主义论》与“文化主体性建构”的关联研究中，已有学者关注到毛泽东建构文化主体性的实践路径[9]，也涉及对其新时代价值的阐释[10]。此外，部分研究还触及《新民主主义论》与文艺民族性的互动关系，间接关联到文化主体性的巩固议题[11]。整体而言，现有研究既未系统揭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建构文化主体性的思想脉络和内在理路，也未充分论证《新民主主义论》与新时代巩固文化主体性之间的历史源流关系。 思想观念生发于社会之中，又反过来对社会产生重要影响。在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阶段，巩固文化主体性既是文化自信的内核支撑，也是推进强国建设的必由之路。故而，本文将《新民主主义论》置于文化主体性生成的历史语境中，系统考察毛泽东建构文化主体性的逻辑进路，并着力阐发其对新时代巩固文化主体性的深刻启示，以期为新时代推动文化强国建设提供历史镜鉴。 一、《新民主主义论》中文化主体性建构的历史语境 1938年武汉会战后，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国内外局势随之发生激烈震荡。英美等国“远东政策”与日本对华政策的演变，使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面临新的外部压力。与此同时，国民党当局多次制造反共摩擦，还试图通过重新阐释传统儒家伦理来改造“三民主义”，以消解马克思主义革命话语在国内的影响力。复杂严峻的国内外环境，使得“中国文化向何处去”成为中国共产党必须着力破解的历史命题。 (一)古今中西之争的历史镜鉴 1840年鸦片战争，成为近代中国“首次遭遇西方现代性的标志性事件”[12]。中国由此被卷入资本全球现代性浪潮之中，开启了近代史篇章。在西方现代性的冲击下，近代中国面临文化民族性消弭的认同危机，具体表现为国民对传统价值体系的质疑与否定，以及普遍存在的文化自卑心理。社会结构的剧烈变动引发思想领域的深刻觉醒。如何应对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挑战、找回并坚定文化意义上的自我、构筑文化自信赖以依托的文化主体性，成为中华民族亟待破解的重大时代课题[13]。 面对文化生存危机，先进分子积极投身于“古今中西之争”的艰难探索。他们引介西方思想、推行变法实践，促进民族意识和阶级意识的觉醒，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奠定思想基础。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社会先后出现“中体西用”“变法维新”“三民主义”等话语体系，彰显出不同阶级在文化主体性建构中的自觉能动性。然而，“各种救国方案轮番出台，但都以失败而告终”[14]。正如学者指出，近代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失落，根源于传统农业文明与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生产方式冲突，同时受制于传统文化体系难以自主生成现代性价值的历史局限[15]。故而，此前诸多文化方案的失败，症结皆在于严重脱离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规律。“古今中西之争”虽未真正重建文化主体性，却为中国共产党破解这一历史难题奠定了不可或缺的思想基石。 抗日战争爆发后，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文化民族主义在民族危局中成为知识界救亡图存的精神自觉。知识界围绕中华文化的发展涌现出“中国本位”与“全盘西化”两种截然不同的论调。王新命等十位教授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试图以文化复古助力中国摆脱民族危机。而以张佛泉为代表的“全盘西化派”主张彻底摒弃传统以走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这场文化论战作为“古今中西之争”在20世纪30年代的延续，其围绕中国文化发展方向、文化建设原则与途径的论争，成为《新民主主义论》中文化主体性建构的直接思想来源。受此次论战影响，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进一步思考文化民族性与现代性的关系，开始从中国历史特点出发反思传统文化的价值。正如学者所言，“从中国本位文化建设讨论到新启蒙运动，复至毛泽东之马列主义中国化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观的形成，可以被视为这一立基于本土意识的文化综合运动的诸逻辑环节”[16]。 (二)无产阶级思想建设的理论诉求 有学者认为，中国共产党“开始彻底纠正”大革命后对待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错误倾向以及对待传统文化一味排斥与批判的态度，昭示出“文化主体意识的觉醒”[17]。然而历史实践表明，对教条主义的反思与清算，以及对传统文化态度的调适并非一蹴而就，而更接近于在革命实践中逐步深化的螺旋式进程。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的实践中，不断思考“如何将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如何在批判扬弃中激活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等根本问题，并在求解这些问题的过程中逐渐形成无产阶级文化主体意识，完成无产阶级思想建设的政治使命。因此，无产阶级文化主体性的确立，根植于党的文化领导权的巩固，并具体表现为无产阶级政党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实践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