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多次论述孙中山,其中以全民族抗战时期为最多,1927年4月至1936年6月则几乎中断。这同中国革命情势需要关系紧密,体现出这样的目标指向:大革命时期,促进第一次国共合作的顺利进行;抗日战争时期,推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巩固;抗战胜利前夕及新中国成立前后,强化中共领导权的历史必然性。毛泽东对孙中山的论述,为客观评价孙中山的历史地位和历史贡献提供遵循,为继承和弘扬孙中山的革命精神奠定思想理论基础,为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评价历史人物树立典范,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深远的现实意义。
从时间线来看,毛泽东对孙中山的论述有几个特点。一是相关论述主要集中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多达63篇。二是相关论述存在较长时间的中断,主要是从1927年4月到1936年6月,基本对应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三是即便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论述最多,也主要集中在全民族抗战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前后两个时间段,其中全民族抗战时期为45篇。此外,毛泽东对孙中山的论述大多与其三民主义思想和革命实践有关。之所以呈现出以上特点,实与中国革命情势发展密不可分,这正是下文要重点讨论的目标指向问题。 二、毛泽东论孙中山的目标指向 孙中山的思想、实践和精神是毛泽东论孙中山的主体内容,学界对此已有研究。①然而,这些主体内容所蕴含的目标指向问题,尚需进一步探讨。梳理相关文献发现,毛泽东对孙中山的论述与中国革命情势发展及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阶段的重点任务紧密相关。 1.促进第一次国共合作的顺利进行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毛泽东对孙中山的论述是更偏向于其三民主义的主张而非其他。尤其是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内部分化日益严重,国民党右派出于政治需要,对三民主义做出种种歪曲解释,不仅抛弃了其中革命性的部分,也背叛了国民党一大所确立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为了与国民党右派对三民主义的错误诠释相抗争、延续国共合作,毛泽东论及孙中山时提出了“革命的三民主义”。“孙中山先生应乎中国被外力、军阀、买办、地主阶级重重压迫的客观环境,为我们定下了革命的三民主义。”[1]15然后,他又对革命的三民主义做出解释——“革命的民族主义叫我们反抗帝国主义,使中国民族得到解放。革命的民权主义叫我们反抗军阀,使中国人民自立于统治地位。革命的民生主义叫我们反抗大商买办阶级,尤其是那封建宗法性一切反动势力根本源泉之地主阶级,使中国大多数穷苦人民得享有经济幸福。”[1]16毛泽东借论述孙中山之际,进一步阐明了革命的民族主义、革命的民权主义及革命的民生主义的具体内容,更加明确了中国革命的对象和目标,也更加突出了国共合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这一阶段,毛泽东论孙中山更多的是出于对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的维护。“其所号召的民权民生主义并不是某一阶级笼络欺骗某一阶级使为己用的一种策略,而是各革命阶级一种共同的政治经济要求,由他们的代表者(孙中山先生)列为他们政党的纲领;其结果是要达到建设各革命民众统治的国家;其终极是要消灭全世界的帝国主义,建设一个真正平等自由的世界联盟(即孙先生所主张的人类平等、世界大同)”。[1]25但是,在1925年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员会调查表中,针对内忧外患交迫的中国抱何种主义这一问题,毛泽东曾如是写道:“本人信仰共产主义,主张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惟目前的内外压迫,非一阶级之力所能推翻,主张用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左翼合作的国民革命,实行中国国民党之三民主义,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买办、地主阶级,实现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左翼的联合统治,即革命民众的统治。”[1]18-19毛泽东的这一回答可以看出他对三民主义的态度,即维护三民主义是为了稳固国共合作的基础,是出于中国革命的现实需要,而非一开始就奉三民主义为圭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