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我们不仅需要读懂“世界”，更需要重新思考“世界”。由此，世界史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出来。历史的价值，不仅在于重现过去，更在于为现实提供理解世界的坐标，为未来提供想象的空间。认知世界的方式很多，阅读世界史是一个重要的途径。 “世界”是物质的，也是观念的。物质世界是人类生活的基础，观念世界是人类的永恒精神追求。在物质与精神的双重交织中，世界史作为人们试图理解、解释外部事物的方式而诞生了。 广义的世界史与人类伴随始终。从这个意义上说，与其将司马迁的《史记》或希罗多德的《历史》视为单纯的区域史著作，不如将它们看作各自时代所能达成的世界史书写尝试。虽然作品的视野受限于作者所处时代的限制，但这些记载构成人类对他者世界最早的认知，反映出古人努力突破自身经验边界、理解更广阔世界的愿望。 只不过，这种愿望的表达方式随着时代变迁而不断发生变化。视角不同，定义就不同。在信息高度流动的今天，更是如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不仅可以说“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也可以说“人人都是世界史家”。那么，究竟什么是世界史？今天我们为什么需要读点世界史？ 历史不仅是记忆的容器，更是人类理解自身与他者关系的工具 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理解“世界史”。 如按照时间的线索，把世界史划分为神话历史、全球史等不同类型。 如从社会思潮出发，把世界史分为帝国主义、自由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等思潮影响下的世界史。 如从不同学科介入角度看，有文明史观的、世界体系的、依附理论的、经济学的世界史等。 此外，世界史还可分为思辨的世界史、实证的世界史、比较的世界史以及专题的世界史、教材的世界史、通识的世界史等。 总之，世界史试图提供一种比其他专门类历史更全面的研究，共同目标是整合所有时间和空间，阐述人类发展的整体历程，寄托某种理想。 正是通过这些叙述方式，人类逐步建构起对时间与空间的延展、起源与奇迹的发生、发展与命运的轨迹等这类宏大命题的基本理解，从而在历史的镜像中看见自身的倒影。换言之，历史知识与历史观念本身始终处于流动之中，随着时代变迁不断被重构与再诠释。历史不仅是记忆的容器，更是人类理解自身与他者关系的工具。 这些色彩斑斓的世界史闪耀着人类的智慧，激发人们的想象。当然，其中一些世界史也存在诸多偏见，甚至傲慢。这就要求我们在阅读时特别小心，心存怀疑态度与批判眼光。 很长一段时间，在世界史的书写中，“西方中心论”占据主导地位。西方兴起的故事主线存在一个影响巨大的隐喻——西方发展方式是世界发展唯一可能的方式。由此，产生了很多奇谈怪论，其中不乏人种优越论、殖民扩张思想等。此类言论既不符合历史，也与现实格格不入，越来越遭到人们的批判。 相关的反思也一直在进行。除了西方思想界内部的反思，亚非拉学者也在反思。20世纪颇具影响力的非洲学者迪奥普认为，欧洲学者对非洲资料的科学兴趣本质上是分析性的，“他们往往从外部观察事物，常常不愿进行综合……或多或少带有偏见的微观分析，并不断将综合的阶段无限期地推迟……如果非洲人类学家也坚持用‘放大镜’来研究欧洲各人种，他也完全可以像他的欧洲同行对待非洲那样，任意地将各种面貌归类为不同的种族和亚种族，从而无休止地细分”。 事实上，在哲学意义上，在长时段内，人类的智慧与贡献是平等的，只不过在不同的时空内贡献不同、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罢了。新加坡学者马凯硕认为，21世纪将标志着西方主导时代的终结。“西方目前犯下的重大战略错误，就是拒绝接受这一现实。西方需要学会如何在一个他们不再是头号霸主的世界中，采取战略性行动。”随着社会思潮的变化，世界史书写也在发生变化，各种“新史学”轮番登场，呈现出多面与多向的趋势。 世界史是人类从分散到整体的世界史，是比较与互动的世界史 世界史不是国别史的罗列叠加，不是以欧洲为中心的主流叙事，不是以西方为中心的人类发展史，不是不包括自身的外国史。世界史必须是“站在月球上观察世界的立场，把我们这个行星看作一个整体”。就此而言，世界史是人类从分散到整体的世界史，是比较与互动的世界史。 诚如有学者所指出的，世界史并不意味着历史学家必须研究全世界所有民族的全部历史，当然更不意味着要同时研究它们。它所指的是一种明确在不同社会之间进行经验比较、研究不同社会之间相互作用或分析超越个别社会的大尺度历史模式与进程的历史研究。 世界史探讨的是那些不囿于国家、政治、地理或文化边界线的历史进程，这些进程在跨区域、洲际、半球乃至全球范围内影响人类事务，包括气候变化、生物传播、传染病与接触性疾病扩散、大规模移民、技术转移、跨文化贸易、思想与理念传播，以及宗教信仰和文化传统的扩展等。 这些进程交织在一起，给世界历史留下了深远的印记。要研究这些进程，传统上以民族国家和个别社会为分析单位的历史研究框架是难以胜任的，往往需要比较性的、跨文化的、系统性的分析方法。 如果说全球史早期代表性人物威廉·麦克尼尔、斯塔夫里阿诺斯在突破“西方中心论”方面起着开拓作用，那么美国“加州学派”所强调的去中心化则称得上是对“西方中心论”的某种清算。 美国学者彭慕兰的《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是这一领域的里程碑式著作。他认为1750年前后中国和日本的核心区看来与西欧最先进的地区相同。“没有煤，也没有殖民地……没有它们带来的资源约束的缓解，单靠其他欧洲的技术创新，也无法创造出一个有限土地不再成为持续人均增长障碍的新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