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投标项目“多卷本《俄国文学通史》”的编写工作历时六年多,终于在近期完工,课题组成员齐心协力,写成一部由六卷组成、共240多万字的著作。2025年5月,最终成果顺利通过结项评审,并得到评委一致好评。与此同时,课题组也希望这项工作能够为俄国文学研究的中国学派的建立贡献一点力量,成为朝向在俄国文学研究领域构筑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这一愿景所迈出的一小步。 一、俄国文学史的中国书写史 俄国文学自1870年代步入中国,现有据可查的例证是陈建华教授的一个发现,即1872年8月上海的《中西闻见录》创刊号上发表的、由美国传教士丁韪良翻译的《俄人寓言》。[1](45)我们之前常叹喟中国对俄国文学的译介起步较晚,这可能是个误解,其实,中国对俄罗斯语言文学的关注并不算太晚,1862年创建的同文馆就教授俄文,1863年更创建了专门的俄文馆,而欧洲大学的斯拉夫系大多也建于同一时期;我们开始关注俄国文学时,俄国文学其实也才刚开始崛起,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也刚面世不久。至于中国人对俄国文学史的研究,则更不显落后。世界范围内第一部在俄国境外出版的俄国文学史著,可能要算德国柏林大学教授勃鲁克纳(A.Brückner)的《俄国文学史》(Geschichte der russischen Litteratur)①,而在此后仅十多年,郑振铎就写出了中国人的第一部俄国文学史著,即《俄国文学史略》(1924)②。稍后,蒋光慈、瞿秋白合著的《俄罗斯文学》(1927)也在上海出版。③郑振铎的著作言简意赅,文笔优美,主要借鉴了包括贝灵(M.Baring)的《俄罗斯文学》在内的英文版俄国文学史著的内容和结构;蒋光慈和瞿秋白的著作材料新鲜,激情洋溢,是两位精通俄语的作者直接接触俄国文学后获得的认知和阐释。“这两部文学史著作成了中国早期俄国文学研究的标志性成果,此后20年出现的类似著作均未能超越它们。”[2](46) 如果说1920-1930年代是俄国文学史的中国书写的起始阶段,那么接下来的20余年间,中国的俄国文学史研究却主要呈现为大量的译介。民国时期,有20余部各类俄国文学史著被译成中文,它们主要译自英语和日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至“文革”之前,又有数量大致相同的俄国文学史著被介绍到中国,它们主要译自俄语。民国时期,影响最为广泛的俄国文学史译著有三部,即昇曙梦(のぼりしよむ)的《现代俄国文艺思潮》(口シア現代文芸思潮)④、克鲁泡特金(П.A.Кропоткин)的《俄国文学史》(Russian Literature:Ideals and Realities)⑤和贝灵的《俄罗斯文学》⑥。在1930年前后相继出版的这三部译著分别出自日、俄、英学者之手,论述的重点也分别为俄国文学思潮、19世纪文学和作家论,三者形成合力,基本完成了俄国文学史知识在中国的普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苏友好的历史语境下,当俄苏文学如滚滚洪流涌入中国,在诸语种外国文学中独占鳌头,甚至成为中国人“自己的文学”,中国的文学和文艺学甚至被分成这样“三个子项目:中国、俄罗斯和苏联、其他各国”[3](3),但令人惊讶的是,中国学者却鲜有关于俄苏文学史的研究著述。在中国的俄苏文学研究界,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占据显赫位置的似乎仅为两部翻译过来的文学史,即布罗茨基(Н.Л.Бродский)主编的三卷本《俄国文学史》(Русскaя литература)⑦和季莫菲耶夫(Л.И.Тимофеев)的两卷本《苏联文学史》(Русская совет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⑧。这两部译著在中国产生了深远、持久的影响,是我国几代俄苏文学研究者的俄国文学史知识体系的主要来源。如今回过头去看这两部大型译作,我们诧异地发现,其原作竟然都是苏联时期的中学教科书。当时的苏联其实已经出版了许多“科学院版”的文学史,即便是文学史教科书,也有供大学生使用的“高校教材”,可我们却独独选择了更为通俗的原著。这一现象似乎正好构成了关于当时中国的俄苏文学史研究状况的象征或隐喻,即我们都是“中学生”,尚处于“学徒期”。在郑振铎、瞿秋白、蒋光慈等人的俄国文学史书写之后长达20余年的时间里,中国学者居然始终没有尝试写作自己的俄国文学史著,究其原因,可能还是当时“全盘苏化”的历史语境和文化策略使得中国学者在俄国文学史书写领域长期处于“失语”状态。 直到1980年代,由中国学者编纂的俄国文学史著才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下大量涌现。在40余年时间里,中国学者先后写作和出版了50余部俄国文学史著,其中既有通史也有断代史,既有体裁史也有流派史,既有文学史论也有普及型读物,这一方面的重要著作有:易漱泉等主编的《俄国文学史》(1986),雷成德主编的《苏联文学史》(1988),刘亚丁的《十九世纪俄国文学史纲》(1989),倪蕊琴和陈建华的《当代苏俄文学史纲》(1997),李明滨主编的《二十世纪俄罗斯非主潮文学》(1998),李辉凡和张捷的《20世纪俄罗斯文学史》(1998),李毓榛主编的《20世纪俄罗斯文学史》(2000),任光宣、张建华、余一中的《俄罗斯文学史》(2003),郑体武的《俄罗斯文学简史》(2006),刘文飞的《插图本俄国文学史》(2010),汪介之的《俄罗斯现代文学史》(2013)等。在这一俄国文学史的中国书写大合唱中,有两部作品扮演了领唱的角色。一部是曹靖华主编的三卷本《俄苏文学史》(1992-1993)⑨,此书为集体著作,全国各地数十位学者参与撰写,展示出中国俄罗斯文学研究者的强大阵容和深厚积累,此书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是我国高校师生最重要的教学参考书,甚至可以说,改革开放之后成长起来的中国的俄国文学研究者,其俄国文学史观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这套书塑造的。另一部著作是叶水夫主编的三卷本《苏联文学史》(1994)⑩,这是一部中国的“科学院版”苏联文学史,对整个苏联时期文学的历史演进和风格特质做了详尽描述,并体现出很强的文学理论属性。当然,这两部文学史著也有其时代局限性,《俄苏文学史》因是大兵团作战,书写水准难免有差异。《苏联文学史》的出版则多少有些生不逢时,作为当时国家的六五、七五重点研究项目,课题组在写作时煞费苦心,直面苏联文学中的许多理论问题,当时的一些认知已走在苏联同行的前面,无奈待此书面世时,苏联已经解体,世界范围内的苏联文学史观遭到空前的颠覆和解构,这部《苏联文学史》的创新性和被接受度自然也会大打折扣。 到这部《俄国文学通史》立项之时,中国的俄国文学史研究的接力棒已经交到了第四代学人手上。课题组在继承前辈学者丰厚传统的基础上,也开始“东张西望”,同时关注俄苏和欧美同行的学术活动及其成果。 二、“三足鼎立”与“兼收并蓄” 俄罗斯文学史的世界书写大致可划分为三大板块,即俄苏传统、欧美传统和中国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