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京開啟第二個任期伊始(2004年6月21日)便簽署兩項總統令，分别終止葉利欽簽署的旨在追求去蘇聯化的官方獎項，即獎勵詩歌領域獲最高成就詩人的“奥庫扎瓦國家獎”(1998)、獎勵極具才華詩人的“普希金國家獎”(1995)，哪怕這兩個獎項影響力巨大。同在2004年，普京擴大國家獎在文學藝術領域名額，設立俄聯邦總統文學藝術獎。之所以如此大膽行政，是因他執政第一任期末期，葉利欽時代留下的許多棘手問題直觀上得以解決，他的聲望日隆。在這種情勢中，他很容易動員官方乃至社會力量介入文學藝術事業，如設立越來越多的官方獎，非官方獎增減也日益受國家意志影響，從而波及文壇發生結構性變化。這種情形隨著長普京時代的延伸，有增無減。 一、初步調整民間文學獎和國家文學獎：普京總統第一個任期文壇變化 普京為改變葉利欽時代狀况，加大實施國有化政策力度，如執政不久，便對在新聞播報、時事評論和社會問題分析等欄目表達獨立聲音的“獨立台”進行國有化改組。此舉引發媒體人和作家貝科夫(Дмитрий Быков)反對普京厭縮自由表達思想空間，認為這涉嫌違反《大眾傳媒法》，還曾兩次拒絕普京約見。不過，因沒有書報刊審查制度羈絆，他仍如常刊行《帕斯捷爾納克傳》、《六月》、《拖車》等作品，並獲巨著獎、暢銷書獎、銅蝸牛獎。但這位聲望赫赫、思想深刻的文學家，卻再也未能獲官方文學獎，甚至不得不於2021年移民美國。 進入福布斯財富排行榜的後現代主義作家和日本文學翻譯家阿庫寧(Бoрис Aкунин)、以《追悼蘇聯文學》(1990年)和《俄羅斯美女》(1982)而著稱的文學家葉洛費耶夫(Виктoр Eрoфее)，因反對當局逮捕尤科斯公司總裁霍多爾科夫斯基和МEНAТEПa公司前總裁列别傑夫(Плaтон Лебедев)無果，便在媒體上宣稱，對這些財富精英的重判，是法律史上最可耻之頁。然而他們的抗議收效甚微，還禍及自身：雖然葉洛費耶夫獲法國和波蘭頒發的獎項、阿庫寧獲日本頒發的文學獎，但他們此後皆未獲俄國任何官方獎項。 普京執政伊始，便嚴厲打擊金融寡頭。從2000年6月開始，檢察院以涉嫌詐騙國家巨額財產罪，先後起訴和重判霍多爾科夫斯基、列别傑夫，以及古辛斯基、别列佐夫斯基等人，使關於市場化之神話消失，同時重塑克里姆林宫權威。這種用事後法律去追訴此前合法發達並積極投資於國家各項事業的經濟大亨的做法，卻因契合市場經濟傳統本就不發達且被中斷70餘年、大量普通人在轉型中所得極少之情勢，獲俄羅斯大眾支持。普京便順勢形成各領域的國進民退態勢，終結葉利欽時代中央和地方及各政黨之間的紛爭，以強力手段穩定盧布幣值。由此，普京連任總統順理成章。對此，西方許多媒體哀嘆道，俄國民眾對普京的廣泛擁戴，就像對前蘇聯領導人的個人崇拜那樣，只不過這次乃自發形成。①這種變化，應和馬卡寧(Влaдимир Маканин)《地下人，又名同時代人》(1998)呈現的人們不滿葉利欽時代改革的情勢，該作獲多種獎項，預示著國民希望重估蘇聯解體、重振國家、恢復社會秩序。 這種名義上用法律解決經濟危機、實則用政治手段解決所謂金融寡頭問題並收緊公共輿論的做法，顯然與蘇聯解體帶來的效益相違逆，卻得到民眾支持，因而文化精英和經濟精英的抗議收效甚微。如是氛圍，直接影響到當局對文學獎的結構進行調整。後來曾短暫出任俄聯邦國家安全會議副秘書的巨富别列佐夫斯基(Бoрис Березoвский)，面對英國人把布克獎延伸到俄國並產生巨大影響力，便以其愛國之情和熱愛俄羅斯文學之心，出資支持《獨立報》創設“反布克獎”(Aнтибyкер)。儘管該獎試圖抵消英國布克獎在俄國延伸的影響力，迎合了轉型中的俄羅斯國族主義訴求，但在普京總統執政第一年，這個有著巨大影響力的獎就夭折了。 自1995年首届評獎以降，反布克獎就引發社會關注，不僅是因以比布克獎多1美元的高額獎金，更因評審結果的相對高質量，如首届只授予瓦爾拉莫夫的《誕生》，詩歌、戲劇、文學批評和回憶錄空缺。第三届(1997)獲獎作品包括加爾科夫斯基《無盡頭的死胡同》、基彼洛夫詩集《同義異說》、鮑嘉耶夫(Олег Бoгаев)的劇作《俄羅斯夢》，2000年獲小說獎的是阿庫寧的《加冕禮，又名羅曼諾夫王朝末期》，它們自然顯露出對俄羅斯國家或文化的認同性焦慮。 2000年5月8日，别列佐夫斯基還受邀出席普京就職總統典禮，月末就對普京修憲賦予克里姆林宫更大權力提出質疑。9月，他拒絕克里姆林宫迫使他轉讓電視台OPT股份的要求，還在《華盛頓郵報》聲稱，若沒有強大的公民社會，俄國社會進程會倒退，於是便被作為金融寡頭遭到普京打壓，10月甚至被檢察官傳唤。彼時他正在英國，高調宣稱被迫成為政治流亡者，不再回國。這些自然危及反布克獎——僅僅維持六年就告終。 終止“反布克獎”僅僅是長普京時代之開端。1991年7月23日，原本維護蘇聯的著名作家普羅哈諾夫(Aлександр Проханов)與邦達列夫等作家及蘇聯黨政軍界要人聯名發表《告人民書》(被視為“八一九事件”的“理論綱領”)，這也觸動他刊行小說《帝國的最後士兵》。作為俄羅斯民族主義《明日》報主編，面對時局巨變，他修訂《帝國的最後士兵》(2003年)，以政治分析家和克格勃將軍别洛謝利采夫的視角叙述“八一九事件”，表達對蘇聯的忠誠，同情俄共，批評葉利欽及其追隨者。如此叙述引發截然不同的評價，面對普京權力來源於葉利欽並藉助執政資源而輕鬆勝選，執政伊始加大限制俄共活動、終止討論國家話語，普羅哈諾夫思考俄國未來，繼而創作《黑炸藥先生》、《政治學家》、《第五帝國》等。在結構上與《帝國的最後士兵》相類似的《黑炸藥先生》(2001)，把世紀末俄國發生的克里姆林宫權力交接等叙述為黑箱政治，巧妙地揭示金融寡頭、克里姆林宫政治權謀之真相。這些叙述極為大膽卻不合時宜之作的問世，引發社會紛爭，讓作者毀譽參半。這是因為普京調整國家權力結構，影響到了包括文學作者和讀者在內的居民生存狀態和理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