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为某科学院写的报告》早在1935年就被译介到我国。但长期以来，研究成果大都倾向于探究这篇小说某一方面的单一意涵，对小说思想内涵的双重性、双向性关注不够充分。回归卡夫卡所在的历史与社会场域，则会发现后者的重要意义。 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中，爱德华·萨义德指出：“论述小说的学者或多或少地仅仅与小说打交道。这些习惯似乎受着一种虽然不明确却很强烈的观念所引导，认为文学作品是自成一体的。”[1](P16)“正如文学不能与历史和社会分开一样。所谓艺术作品的自主性，我认为会给艺术品加上它们并不具有的、无谓的局限。”[1](P17)历史和社会场域能够为文学作品的解读提供依托和土壤，也可以为文学艺术作品解读的自主性提供必要的边界，以免“自主性”发挥到漫无边际的程度，演化为“随意性”。卡夫卡的《一份为某科学院写的报告》与其历史、社会语境有着显著的互动，回归具体场域，有助于解码小说文本中的表层与深层意涵。 一、“猴子的模仿”：布拉格犹太人的同化处境 小说中，给科学院呈递报告者从前是一只猴子，报告的内容是他从猴子变成人的种种经历。他原本生活在非洲，被哈根贝克公司派出的一支打猎探险队捕获，枪伤造成的疤痕让他被称为“红彼得”。红彼得被关在轮船中的笼子里，通过模仿人类，他成功地走出了牢笼，进入人类世界。 红彼得的笼子是小说中的一个重要意象。“这不是四面都是铁栅的那种笼子，而是钉在一只箱子上(箱子本身为一面)、其余三面是铁栅的那种。整个笼子低得我站不直，窄得我坐不下去。因此，我只得弯着一刻不停地颤抖的膝盖蹲着。”[2](P167)红彼得的笼中处境让读者联想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布拉格犹太人被夹在各方势力中间的流散情状。 布拉格地处中欧的波西米亚地区，长期以来属于奥匈帝国的一部分。帝国疆土辽阔，其中生活着德意志人、捷克人、斯洛伐克人、马扎尔人、波兰人、意大利人、罗马尼亚人等多个不同的族群，族群之间的矛盾和摩擦十分明显。从阶层层面看，哈布斯堡帝国境内王族、贵族、资产阶级以及平民等阶层长期共存。族群、阶层等多重元素相互交织，同一族群内部也有明显的阶级差异，使得矛盾从一维走向多维，变得更加错综复杂。 具体到布拉格，则以德意志人和捷克人的矛盾最为突出。德意志人处于统治者地位，但实际上捷克人是早期住民；且就波西米亚这片区域而言，捷克人在人数上也占据多数，德意志人反而较少。宗教因素同样使得矛盾趋向复杂。德意志统治者将天主教视为正宗。然而，在“胡斯运动”的带动下，波西米亚地区的捷克人早在15世纪初就已经萌生宗教改革观念，大部分捷克人虽名义上属天主教，但抱有一定的新教倾向。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布拉格犹太人处于德意志势力和捷克势力的夹缝之中，且犹太人内部也存在分化与分裂。卡夫卡本人对夹缝处境有着切身体会。1889年9月，卡夫卡到德意志男童小学上学。[3](P22)与这所小学相邻的是一所捷克小学。后者的大门上写着哥白尼的话：“一个捷克孩子永远属于捷克学校。”[3](P23)剑拔弩张的氛围从年幼时就深深地印刻在卡夫卡的心中。学生们的冲突时常远远超过孩童式的打闹，甚至上升到族群对立的程度。“在捷克和德意志的学生之间常常发生殴斗，有的类似巷战。有一次一个七岁的孩子——要么是因为他的德意志血统，要么因为他的犹太血统——看来当了替罪羊，眼睛被石墨盒子重重地打了一下，结果视网膜脱落，他双眼失明了。”[3](P23) 红彼得的笼子正是布拉格犹太人受到的种种压力的生动写照。摆在红彼得面前的是猴子与人的鸿沟，跨越这道鸿沟是脱离生存困境的关键所在。究其实质，猴子与人之间的鸿沟是身份的鸿沟。“在哈根贝克公司的轮船上，猴子们是要面对这箱子的板壁的——既然是这样，我只好不当猴子了。”[2](P168)红彼得明确意识到，转变身份是离开笼子的不二法门。 《一份为某科学院写的报告》是一篇具有双重意涵的文本，既有显明的表层意涵，又有隐蔽的深层意涵。在文本表层，红彼得所有行动的核心正是模仿。德语中，与“猴子(Affe)”[4](P140)相关的动词“äffen”即意为“模仿”。卡夫卡对于语词的感知力一向相当敏锐，将红彼得设定为一只猴子，描绘“一只进行模仿(äffen)的猴子(Affe)”，想必是经过一番精心设计的。艾瑞斯·布鲁斯在提到“红彼得在模仿(aping)和效仿(copying)他的周边环境”[5](P131)时，就特意连用“ape”与“copy”，以突出二者词义上的相通性。如此看来，红彼得想要变成人类、想要变得与人类相同，展现的正是犹太人在异文化(当时德意志人和犹太人同属奥匈帝国管辖)下接受同化的问题。布罗德论及《一份为某科学院写的报告》时指出：“它难道不是对同化的最具独创性的讽刺吗？”[6](P128)布鲁斯也认为“猴子红彼得可以被视为同化犹太人的漫画式描绘”[5](P131)。 红彼得的同化何时得以达成？或者说，红彼得由猴到人的身份转换何时能够完成？《一份为某科学院写的报告》提供了两项衡量标准。其一是语言。德语是卡夫卡时代奥匈帝国的官方语言，捷克语则被贬低为下层语言。然而，随着捷克势力的增强，捷克语的地位得到提升。1880年，首相爱德华·塔费颁布了新的语言条例，德语仍作为波西米亚等地区行政机构的内部语言，但在与群众的外部联系中允许使用捷克语。后来，帝国政府还增加了讲捷克语的投票者的数量。1897年4月，巴德尼伯爵颁布《波西米亚语言条例》，“要求捷克语和德语成为内部公务系统所使用的两种平等语言”[7](P304)。该语言条例遭到大力反对，德意志人认为这是对德语地位和德意志权力的削弱。同年11月，巴德尼辞职。[7](P306)在布拉格，这一事件引发了捷克和德意志的大学生当街冲突。“当德意志大学生为庆祝这件大事，走上街头，唱《守卫莱茵河》把嗓子都唱哑了的时候，捷克的大学生觉得受到了挑衅。正在双方格斗的时候，警察过来抓人。接着一群捷克暴徒冲向德意志人和犹太人的商店、住房、咖啡店和犹太教堂。数千块窗玻璃被捣毁，布洛德家房子的窗玻璃也被打得粉碎。赫尔曼·卡夫卡的商店保存完好，因为据说卡夫卡放风说：这里是一个捷克人。”[3](P45)卡夫卡接受德语教育，以德语为母语，但他们一家人也说捷克语，赫尔曼的商店还雇佣捷克员工。语言成为衡量身份的一个重要标准。卡夫卡因为说德语而被划入德意志人的范围之内，也因为使用捷克语而免遭攻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