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科学技术对人类和社会的影响已成为生命伦理学领域的重要议题。脑机接口这一曾经出现在科幻小说中的超现实技术，如今正在照进现实。2025年3月，中国科学院脑科学与智能技术卓越创新中心联合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成功开展了我国首例侵入式脑机接口的临床试验。该成果标志着我国成为继美国之后，全球第二个将侵入式脑机接口技术推进到临床试验阶段的国家。不过，虽然科学技术能够改善人类的生存状态，但人类如果一味推崇技术至上，忽视价值理性，则会致使科学技术的发展违背人性。 在全球化深度交融的时代语境下，各民族命运早已编织成相互依存的共同体。科技创新与应用的无国界属性使得任何国家违背伦理的技术实践，都可能威胁全人类的生存发展。在探讨科技对人类与社会影响的众多场域中，科幻文学以其独特的虚构叙事，常成为预警潜在伦理风险、反思科技发展路径的重要载体。令人惋惜的是，纵观科幻文学的虚构图景与真实可感的现实世界，生命伦理的发展始终难以跟上科学技术高歌猛进的步伐。这种矛盾与失衡，正是促使笔者深入反思生命伦理问题的关键动因。 美国作家威廉·吉布森(William Gibson，1948-)的代表作《神经漫游者》(Neuromancer，1984)描绘了一个科技突飞猛进而伦理每况愈下的社会。小说中的人类企图逃离身体边界的束缚，主动改造或摒弃肉身，利用科学技术无限延伸自身的感官能力，造成不可逆的身体伤害与商品化后果，直接违背对行为效益与道德责任的权衡逻辑。黑客凯斯与杀手莫莉为私利剥夺他人生命，其行为不仅背离了行善避恶的普世行为准则，更走向了身体殖民的反向路径。人工智能“冬寂”以算法操控人类生命，而人类则甘愿将自身主体性转化为可读取的代码，使自我沦为实现技术目标的工具。这种对技术的绝对服从彻底背离了康德(Immanuel Kant)所言的“人是目的”(53)的伦理内核。这些由叙事建构起的生命伦理悖论，呼应了邱仁宗在《生命伦理学》中对生命科学领域伦理问题研究范畴的界定。他提倡“运用伦理学的理论和方法，在跨学科、跨文化的情境中，对生命科学和医疗保健的伦理学方面，包括决定、行动、政策、法律，进行系统研究”(邱仁宗，《生命》 2)。本文将从生命伦理学视域出发，围绕“何而为人”以及“人性”等哲学命题，审视《神经漫游者》中个人和社会层面的伦理问题，探讨全球化背景下人类共同面临的生命伦理悖论，呼吁科学技术发展与生命伦理之间的平衡。 一、个人伦理困境中的身体缺位 在追逐科学技术的过程中，人类若违背行善避恶的初衷，只追求利益而不考虑后果，不断践踏生命伦理原则，将会使自身陷入难以摆脱的伦理困境。伦理困境指“文学文本中由于伦理混乱而给人物带来的难以解决的矛盾与冲突”(聂珍钊 258)。在《神经漫游者》中，失控的科学技术颠覆了人类身体的存在价值。小说中的人类以改造与摒弃身体的方式提升能力，最终使自身陷入身体缺位的伦理困境。在生命伦理学中，“后果论以效用作为检验行动在道德上对错的标准。一个行动在道德上是否对，要看它的后果是什么，然后确定后果的好坏”(邱仁宗，《生命》 17)。显然，身体缺位衍生出对生命的蔑视、身体商品化以及人性丧失等问题都与后果论背道而驰。 人类与科技的合作关系如同双刃剑，人类能力增长的背后潜伏着不可逆转的伤害。小说中，未来世界，政府式微，全球格局由跨国公司泰西尔—艾西普尔家族企业主导，其核心系统已被人工智能控制：象征工具理性的“冬寂”持续突破人类限制，而“神经漫游者”通过构建意识牢笼造成人性异化——二者的终极融合宣告了人类世治理范式的终结。电脑网络的接入方式已经升级为脑神经接入。黑客“平线”通过非侵入式脑机接口技术进入数字空间，将自己的精神与肉体分离，获得穿越数字空间的能力，最终却导致肉体的死亡。当具身化的生活体验被替换为离身化的抽象信息，人类认知世界和感受世界的方式也随之改变，传统伦理道德也遭到背弃。在科技与生命的较量中，黑客选择牺牲后者，以身体的死亡为代价获取报酬，这展示了现代社会崇尚科技，却蔑视生命的伦理失衡。 人类在与机器融合的过程中，摒弃身体价值，逐渐沦为数字规训下的消费产物。小说中，失去身体束缚的人类看似可在元宇宙中达到自由的极点，但这自由的外衣下实则是身体的商品化改造。“身体从生产的主体变成了消费的对象，身体被商品化并受到商品文化的形塑”(张申华、李保杰 54)。此类场景不止存在于《神经漫游者》之中，中国科幻作家陈楸帆在《荒潮》中也有过类似描述。在《荒潮》中，人类以义体为炫耀对象，情侣以互换肢体的方式作为彼此新鲜感的来源，交换肢体在周末派对上屡见不鲜(陈楸帆 213)。人类以失去自身特征为代价，陷入身体改造的“自由”牢笼。“技术假体模糊身体边界，在延伸人类身体的同时又削弱了人类的主导地位”(蒋翊遐、韩阳 14)，模糊了人类的独特特征。邱仁宗曾指出“生理学和心理学层面是一个实体作为‘人’的必要条件”(《“人”》 32)。然而，科幻小说中的后人类颠覆了人文主义时代的衡量标准，不再以是否拥有具体肉身界定“人”的范畴，由此脱离了传统意义上对“人”的定义。由此可见，科学技术的发展不应仅聚焦于创新本身，更需兼顾对科技后果的防范。正如贝克(Ulrich Beck)所指出的那样：“科学不再关注从已有的依赖性中‘解放’出来，而是关注自身产生的错误和风险的定义和分配”(158)。如果人类盲目地使用违背生命伦理学的科学技术，最终将适得其反，陷入个人伦理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