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S.刘易斯(C.S.Lewis，1898-1963，又译C.S.路易斯)是20世纪英国文学巨擘，其多重身份使其思想与作品具有跨越时代的深远影响力。学界有一个流传很广的说法，就是刘易斯的好友欧文·巴菲尔德(Owen Barfield)曾言及至少有“三位C.S.刘易斯”存在，第一个刘易斯是杰出和具有原创性的文学批评家，第二个是著名小说家，第三个是护教作家，也就是说，刘易斯具有至少三重身份。其实巴菲尔德在同一篇文章中还指出：“第一个刘易斯受到的关注程度要比其他两个少得多。虽然他肯定没有被忽视，但说第一个刘易斯已经被第二个刘易斯和第三个刘易斯‘淹没’也不为过。”①可见，在C.S.刘易斯的诸多成就中，他在文学批评上的贡献也许并不是大家关注的重点。其实作为文学批评家，刘易斯对许多作家都有过臧否，但关于莎士比亚的评论，公开发表的只有两篇文章。虽然只有两篇文章，其中却体现了刘易斯对文学的基本认识，且反映了当时批评风尚的转变。因此，梳理刘易斯的莎评并将其置于莎评史中考察，不仅能让我们了解一个更完整的C.S.刘易斯，也能让我们看到20世纪文学批评风尚变革的更多细节。 一、反对莎士比亚评论中的性格分析 1942年，刘易斯获邀在英国国家艺术院(The British Academy)做了名为《哈姆雷特：王子还是诗》(Hamlet：The Prince or the Poem)的莎士比亚年度演讲(Annual Shakespeare Lecture)。刘易斯借此文回应了当时形式主义批评与性格分析批评之间的争论，并坚定地站在了新兴的形式主义批评一方。 在西方文学批评史上，人物性格分析兴起于18世纪下半叶②，在19世纪初借浪漫主义的东风而蓬勃发展。几乎所有的浪漫主义批评家都热衷于做人物性格分析。在莎评史上，人物性格分析可追溯至18世纪末。浪漫主义兴起之后，柯尔律治、哈兹列特等浪漫主义批评家对莎剧人物的解读将其发扬光大，至20世纪初，牛津大学的布拉德雷(A.C.Bradley)更是凭借1904年的专著《莎士比亚悲剧》，成为人物性格分析的代名词，在莎评界乃至整个文学批评界影响深远。20世纪上半叶，由于历史主义批评和形式主义批评的兴起，人物性格分析作为一种批评方法逐渐式微。不过，刘易斯在1942年仍在演讲中批判人物性格分析方法，足见其影响之大。 在这篇演讲一开始，刘易斯便开宗明义，表示自己并非莎士比亚专家，也并没有打算按照流行的方式对哈姆雷特的性格问题进行解读，而是要反思性格分析这种批评方法本身。众所周知，在《哈姆雷特》的评论史上，批评家们最关心的问题就是哈姆雷特的延宕问题，这位复仇王子为何延宕便成为批评家们争论的焦点，围绕这一焦点问题自然而然也就引出了关于哈姆雷特人物性格问题的讨论。刘易斯总结了三种前人关于哈姆雷特延宕问题的观点。第一种以18世纪的莎剧编辑汉默(Thomas Hanmer)和晚近的T.S.艾略特为代表③，这种观点认为哈姆雷特的延宕本身就是一种不合理的情节设置。由于作者对哈姆雷特延宕的动机交代得不够充分，因此作为一部戏剧作品，《哈姆雷特》在艺术上是失败的。第二种观点则认为哈姆雷特根本就没有延宕，他在得到鬼魂的信息之后便有所行动，只不过由于他并没有轻信一个鬼魂的话，因此才装疯卖傻并设计戏中戏来验证国王的罪行，试图给自己的复仇行动以充分的理由，这只是间接造成了延宕的假象而已。第三种观点是刘易斯所要反驳的主要观点，也是自19世纪以来的主流观点，那就是试图为哈姆雷特的延宕找到性格和心理层面的解释。“我将所有那些承认哈姆雷特延宕，并试图从性格和心理层面来解释这种拖延行为的批评家们都归为此类。”④这些批评家们人数众多，还可以细分为三组，比如有认为哈姆雷特受到丧父和母亲改嫁的打击而出现性格拖延问题的，有认为哈姆雷特的性格中有长期拖延因素的，也有认为他的高贵天性中存在某种小缺陷的，尤其是最后这种，集合了歌德、柯尔律治、施莱格尔、哈兹列特等一众名流，可谓莎评史上关于此问题的正统观点。 随后，刘易斯以绘画为例，对上述这几种观点进行了简单的分析。他认为这些观点间的巨大分歧并不好解释，尤其是考虑到这部戏剧在英国长期受欢迎的事实，这种分歧更是令人困惑，然后他便提出了两个类比： 如果他们对莎士比亚想要塑造的人物意见如此相左，我们又如何解释他们对这一形象的一致赞扬呢？……我能想到的唯一的解释是，批评家们对这出戏的喜爱实际上并不是因为作者对哈姆雷特性格的刻画，而是有别的原因。如果一幅画你认为是马，我认为是驴，却让我们都感到愉悦，那很可能我们俩喜欢的是纯粹的线条或者色彩，而不是画家对动物的刻画。如果两个男人都曾与同一个女性交谈，且都一致称赞她的言谈令人愉悦，尽管其中一人夸赞她天真无邪，另一人则赞美她机智老练，那我倒觉得这位女性的言谈在这两人的愉悦中所起的作用微乎其微，我猜这位女士就是长得漂亮而已。⑤ 不得不说，刘易斯是运用类比思维和比喻修辞的高手，画和女人这两个类比生动地将莎评史上的这一著名纷争形象化，并完美地服务于他自己的论点，即《哈姆雷特》这部剧让人感到愉悦的原因与人物性格刻画之间并没有直接联系。于是，刘易斯成功将话题引向了对《哈姆雷特》中除了人物性格之外的其他因素的探讨，在这方面他承认自己属于一个新的莎评流派： 就我个人对莎士比亚的看法而言，我承认自己属于那种最近把注意力从人物身上转移到戏剧本身的学派。斯托尔博士和威尔逊·奈特教授，虽然方式截然不同，但都把我引向了这个方向；亚里士多德说悲剧不是对人的模仿，而是对行动、生活、幸福和痛苦的模仿，我一直认为他是完全正确的。毫无疑问，他所说的行动并不是现代导演所说的行动，而是“情境”(situation)。⑥ 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斯托尔(E.E.Stoll)和奈特(George Wilson Knight)的观点。斯托尔是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教授，自20世纪20年代开始，他便开始提倡从莎剧创作所遵循的文学传统的角度去理解莎剧。从这一角度出发，我们会发现，莎士比亚并不强调人物的塑造，而是更强调戏剧的“情境”以及不同“情境”和情节带给观众的情感体验。也就是说，在莎士比亚的时代，情节和“情境”是剧作家首先要考虑的，人物是服务于情节与“情境”的。因此，哈姆雷特的延宕实际上是个伪问题，因为莎士比亚是从情节与“情境”的角度出发设置人物的，延宕不是人物的问题，而是情节与“情境”需要王子延宕，所以王子就有了延宕的行为。 刘易斯在这里显然肯定的只是斯托尔关于戏剧“情境”之重要性的学说，不是他的历史考证。因为总体上斯托尔还是属于历史主义阵营的莎评家，他强调的是回到莎士比亚创作的历史语境中去理解莎士比亚，而在莎士比亚时代的剧作家们看来，“情境”和情节本身比人物塑造要重要得多，强调从“情境”出发去理解莎剧，只是回到莎士比亚作者意图，并以此为依据来阐释作品正确含义的合理途径而已。在这个问题上，一向反对作者意图论的刘易斯显然更偏向威尔逊·奈特的观点。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