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萨义德应其任教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之邀，以“回归语文学”为核心内容做系列讲座。举世震惊的“9·11”事件之后，在创痛反思中，萨义德明确声言人文主义语文学事业对当今世界的重要价值①。重病中的萨义德亲自将语文学相关的数次讲演结集编订为《人文主义与民主批评》(以下简称《人文》)一书，该书于其身故后的次年(2004)出版，成为这位人文主义知识分子留给世人的临终嘱愿。 然而，从目前国内学界的反馈来看②，与《东方学》一度被化约理解为旨在揭露和批判殖民暴力、最终降归为一种贫瘠的“政治正确”类似，萨义德的语文学阐述也被高度概略地处理了，部分由于该书主体是系列讲演，具有口语特性且较为简短，其他相关论述则相对零散，不便剖析；更重要的是，由于缺乏对萨义德所针对的特定社会政治、文化传统与学术境况的充分敏感，“回归语文学”的吁求在东方主义和后殖民批判的尖锐耀眼光芒下显得过于平实而黯淡，人们难以领会语文学对后两者具体探究的实践指引与技术支持，仿佛这不过是一种返璞归真的晚年学术姿态。事实上，在萨义德新锐且多元的批评理论武器中，语文学始终扮演着切实而枢纽的角色，是他抵抗话语运动的理念先导与方法论根基。如今，对语文学传统的激活和讨论成为国际学界共享的重要议题，有必要重访萨义德论语文学这一被忽略的话语资源，探问他加入这一周期性回归议题的良苦用心与历史贡献。 一、人文主义的“美式”危机 萨义德的讲演面向以哥伦比亚大学师生为主体的精英听众，后者受到良好的高等教育，也深具欧洲智识根脉的文化认同和美国公民的身份认同。他相当清楚，作为欧美传统最引以为傲的思想话语，人文主义从文艺复兴运动时起即与人文学科(humanities)密切联系在一起③，自然也是哥伦比亚大学这样高等学府的教育体系的核心。这一切仿佛都是不言自明且稳固延续的。然而，萨义德的讲演却始于对此种人文主义信念的批判性反思。 根据教育史学家金博尔的洞见，人文学科从一开始就存在“哲学家”与“演说家”两种传统的角力：前者体现于柏拉图对政治和智识自由的重视，强调智性、批判与平等，坚信教育的本质在于无止境地追求真理，其终极目的是个体的发展；后者则源自伊索克拉底的修辞学训练，注重与过去文本的连接，并在这种连接中形塑言辞、教化德行、尊崇传统，从而不断表达和巩固一个文化的共同体④。由是，作为西方人文教育观核心的“自由”理念实则关联着两种取向：一种是言行素养上的“博雅”(artes liberales)，这正是秉承伊索克拉底，经由西塞罗至中世纪的“三艺”“四艺”传统发展而来；另一种则是柏拉图学园培养批判力与思辨力的精神遗产，被金博尔定位为“解放”(liberal-free)⑤。 在萨义德的论述中，人文主义的二元性也从欧洲延续到美国的高等教育体系中，并产生两类相应后果。其一，围绕“伟大著作”开展的博雅教育，实质是人文主义与高度选择性的精英群体的结合，体现出修辞学贵族传统的延续；与之相对的，则是人文主义与民主进程的结合，表现为以批判与思辨推动并要求平等与解放的理念⑥。当传统权威及其价值导向受到现代社会多重变动力量的冲击，知识群体退守人文主义的修辞学一隅，形成了反现代主义的立场，以“新人文主义”的旗号维护知识阶层表面的精英化，实则后撤到文化上的怀旧、保守与封闭状态。这一方案非但不适用于美国多元杂糅的移民语境和“意识形态上广泛的共和主义”，反倒在紧张的文明冲突中扮演了推波助澜的角色⑦。其二，欧陆国家的学院研究范式映射出思辨与批判传统更为激进的发展，以法国理论为主导的各种后现代思潮席卷美国的人文研究领域，催化并牵引着各种社会政治运动。萨义德所在的比较文学学科是后现代理论最为活跃的阵地，作为对欧陆哲学话语有着杰出感受力的批评家，他本当感到如鱼得水，却敏锐地觉察到，后现代理论试图通过瓦解“主体性”这一人文主义的核心理念来彻底地反叛传统人文主义，以摆脱后者带来的系统性权力之网，却导致越来越远离对“人”的关切，卷入概念的制造与破坏、政治口号和立场斗争的漩涡。让他尤其担忧的是，当人文研究被这样令人眼花缭乱又充满激情的理论潮流所驱动时，人类社会及其精神遗产的精微、复杂与丰沛被民族国家、传统、道德等宏大叙事草率地取代，人文主义的实践愈发举步维艰：“让文本的读者从一种快速、浅表的阅读立刻进入有关权力庞大结构的一般或具体陈述，或是进入有关(文学)治愈的含混疗救结构，都是对整个人文主义实践基础的放弃。”⑧简言之，两股人文研究的思想发展脉络构成对人文主义的正反态度，却都使得人文主义及人文学科被理解为封闭、艰涩、严苛和排斥的话语⑨。 思想界的撕裂及其内在悖论源于“二战”之后复杂的国际局势和文化情态。在近代民族国家战争的激烈冲突中，人文主义一度成为民族主义的思想资源，这一功能并未随着战争的结束而终结，也不因美国自外于欧洲的悲剧而匿迹，意识形态战争由“热”转“冷”，民族主义斗争演变为美苏主导的政治集团及文化认同对立。正如曾长期担任美国国家人文研究中心主任的哈芬所指出的，每当国民危急时刻，人文精神总是发挥着团结与感召的作用，也在充满异质性冲突的社会氛围中参与制造“美国公民”的身份认同⑩。萨义德在这种人文学科与社会现实的互涉关系中看到，人文精神再度用于“集体激情的动员”(11)，为美国身份这一新传统的发明服务，使得文化差异性和多样性的结构被同质化地处理(12)；而人文学科则满足于学院体系的田园牧歌和知识自恋，对现实世界的权力倾轧视而不见(13)。面对民族、种族和信仰的高度混杂与持久张力，支撑传统人文主义的现实基础与理论前提已经改变，人文学科的思考和实践却未能做出响应，世纪末的美国仍然深陷族裔冲突、宗教狂热与排外主义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