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3月，重获自由的路翎为即将出版的小说集《初雪》写下后记，这篇字数不长的后记被认为是路翎“‘文学晚年’的起点”。①以目前《路翎全集》收录的晚年作品观之，将《初雪》后记作为路翎晚年创作的起点应是确切的，但这个起点指向一个明确却常被讨论者略过的提示，即路翎晚年创作起始于两次平反以后，也就是说沉沉压在身心的“反革命”问题没有解决以前，路翎无法将自身经历的长达二十六年的生命内容诉诸文学。 这本是常理。对一个因文学主张及实践两度入狱服刑，又两度入院接受精神疾病治疗的犯人来说，没有条件也没有理由冒风险进行任何潜在或显见的写作。但对一个在政治厄难前后均创作了大量作品，以文学为重要且主要生命内容的写作劳动者来说，路翎长达二十六年的“不写”是研究者不易消化的事实。尤其在同样经历胡风反革命冤案的难友“潜在写作”的对照下，路翎的“不写”若不作为问题得到研究和解释，恐难进一步明确其晚年创作尤其是诗歌创作殊为重要的精神构成。本文由此进入，找寻路翎晚年创作的心理起点，该起点联系的可能是路翎在早年作品中就已经显示出的于强者和弱者的对位中复杂的双向体认。以此为观照，路翎创作于1981—1990年的晚年诗歌文本②将得到与学界现有研究成果不同的阐释。这些新时期创作的诗歌不只是路翎未毁的明证，也是他对“前进的年华里有什么秘密”③这一总问题的认识之诗，它们很有可能是路翎沿着内在之道路，在其历史担负被外力卸除后展露出的不为人知，甚至也不为己所熟悉的一个应然的趋向。 一、“潜在写作”与“不写” 尽管有学者对路翎二十多年的政治厄难做过一些珍贵的采访和描述，但由于路翎晚年的精神状况和对这段生活的相对缄默，材料始终比较有限。除少数几篇珍贵的追忆文章涉及监狱和劳改生活外，路翎及其家人没有留下类似梅志《胡风沉冤录》④或《一纸苍凉：〈杜高档案〉原始文本》⑤那样细致追叙受难者牢狱生活和心路变化的文字材料，路翎也没有像其他难友一样多少留下一些“潜在写作”文本，这都造成了对路翎晚年创作心境追索的难度。不过，材料的匮乏不代表无法面对有限的材料发问，也许借助发问与逐渐逼近问题核心的作答，能尝试寻找路翎晚年创作的心理起点样态。 陈思和、刘志荣等学者曾整理编辑七月派作家在20世纪50—70年代的“潜在写作”作品，并形成重要论述⑥。对路翎研究者来说，面对这些相当震撼且不同于当时主流文学，经由“心写”“默吟”留下来的作品，有一个问题亟待回应，即为何嗜写如命的路翎在遭难时竟未留下任何作品，甚至也极少读书、看报、记日记的记录。据李辉采写，在“文革”以前，胡风反革命集团冤案的不少涉案人员都有机会阅读和写作，而涉及路翎的狱中生活，李辉写道：“路翎没有吟诗，没有学外文，他连书报也拒绝看……他什么也写不出，什么也不想写。”⑦朱珩青也曾试着追问路翎：“胡风在狱中背诗、做诗，绿原在狱中学德语，进行着回答‘是要胡风还是要党’的思想斗争，您当时呢?”得到的是路翎简单的回答“关着呗”，余明英从旁补充道：“别人都很理智，他不，他闹，闹得谁都不理他了。”⑧ 除去大量交待材料和申诉书外，路翎并非什么都没有写。在被朱珩青认为加入“某些想象”⑨的《监狱琐忆》中，路翎提到：“在西郊监狱里，一度曾要我写读报纸的学习笔记，我做了一些詈骂的，攻击的言论……在监牢里，曾要我写尽量长的小说，表示改悔，我写了讽刺的，四万字，后来不知下落。”⑩在被要求以改悔为目的进行思索和创作时，路翎以詈骂和讽刺表示抗辩——这是路翎不写也不愿深思的一个原因，他不能接受完全心不由己地运用文思和情思。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还不能将路翎应激似的反应，和他持续的不可控的愤怒完全归向对不公的反抗，因为从路翎后面的人生来看，他身上携带的意识形态创伤和精神的变异是相当深刻、复杂和显著的。此处的重点是，一个像路翎这样用大量文学实践来书写并理解世界的人，为什么遭难时却拒斥任何“由心”的、潜在的文学活动呢?甚至也拒斥借用任何熟悉的文化建构来帮助自己实现认识，勉力维持内心秩序，以致精神走向崩毁呢? 据同在剧协从事剧本创作的友人杜高回忆，1954年是路翎写作最勤奋、最出成果的一年，也是路翎遭受批评最“凶猛暴烈”的一年，“这一年中路翎的神情经常是紧张而痛苦的，他的一双大眼睛常常流露出不安和惊恐，他不停地吸烟，平日极少说话，整天关在自己的小屋子里”。(11)1955年6月被羁押隔离以后，这种紧张和痛苦全面爆发。1973年路翎以“反革命罪”被判20年有期徒刑(从1955年算起)，路翎接受了判决，看到了刑满释放的希望，不再抗议，进入了一种怯弱谋生的平静。这倒不是说路翎取消了身心与外界的对峙感觉，而是在反抗无效的情况下将对峙内化为无法消解的冤屈。 冤屈感应该说是晚年路翎比较显著的精神创伤之一，它极有可能持续影响着路翎，直至1994年离世。在《监狱琐忆》中，已重新提笔十年，写下几百万字作品的路翎再次进入精神和思维的失常状态。这篇文章行文混乱，多处重复，路翎在文中多次强调“我不反革命”，并经由护士、劳动大队长等人之口，道出这样的话语“你不是反革命”“你是被冤枉的”，其中还写有在当时的时代氛围下不太可能发生的情节，比如路翎的三个女儿在冤案发生时由民警带领，在街上宣传她们的爸爸“不反革命”。(12)朱珩青写在《监狱琐忆》“小引”中的判断，“由于特定的‘冤案情结’，使他不时地加入自己的某些想象”(13)，应是准确的。 在胡风冤案的难友中，很多知识分子都能找到各种各样的凭借来试着理解、接受、反思或蔑视横加在自己身上的不公。据《胡风沉冤录》所载，胡风即使在精神错乱的情况下，还能凭借错乱的神经思索国家的形势和自己的问题，且能形成文字，记录下来。但路翎的情形不同，就目前能看到的材料观之，路翎在平反以前未有借助思维能力解构自身遭遇的印迹，也没能以自己常年依赖的文字能力来关注、突进外部世界的各种对象。在和强加的不公常年的詈骂声辩中，路翎作为地位极为悬殊的权力等级的下位者，不由自主地被吸入外部体制严整分明但非理性的逻辑世界中，在想不明白的混乱里试图为自己的清白做出辩解。尼采的提醒“与怪兽作战者，可得注意，不要由此也变成怪兽。若往一个深渊里张望许久，则深渊亦朝你的内部张望”(14)，路翎完全未取。刑满释放后，他的真心、无辜和对生活的渴望依然缠绕在庞大的混乱中挣脱不出，在不可能明了的问题上徒劳地空转。(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