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孙犁在几乎中断创作二十年后复出①，文风大变，笔调沧桑，与过去判若两人。当时，老作家焕发新生命、文章频发而影响广大的，南有巴金，北是孙犁。二人的文章对当代散文创作回归“真知灼见、真情实感、真诚无伪”传统，做出了历史性贡献②，故有“南巴北孙”之说③。巴金和孙犁，也被文学史家称为当代散文“双璧”④。不过，巴金《随想录》与其一贯的写作相似，加上年事已高，以说真话为目的，并不讲究语言。孙犁的文章虽质胜于文，但对语言有自觉追求⑤。倘说巴金《随想录》的价值，主要是推进了80年代文坛的“拨乱反正”，那么孙犁的“劫后十种”⑥，则在语言形式上多有创格⑦，俨然“生出一种新的语法”⑧。 自萨义德《论晚期风格》出版以来，“晚期风格”这一来自阿多诺的概念被发扬光大，在文学艺术研究中经常被借用。萨义德给我们的启示在于，“晚期”不仅指时间(创作的暮年或生命末期)，而且是一种描述精神形态和美学的概念。彭淮栋在译者序中对“晚期风格”的理论解释，因融入了中国传统美学的视界，最为精当。概言之，“晚期风格”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为“适时”，与自然生命的成熟一致，当艺术家生命进入晚年时，心境趋于静穆，与外界达成和解，作品的语言和技术趋于圆融、和谐；另一种类型则呈现为“不合时宜”和“反常”，作品的情感与表达，皆与宁静、和解背道而驰，且不再理会是否符合大众的口味。萨义德着重论述的是后一种充满“未解决”矛盾和紧张的“晚期风格”。他引述阿多诺论贝多芬的话说，“晚期作品的成熟不同于水果之熟，它们并不圆谐，而是充满沟纹，甚至满目疮痍，它们缺乏甘芳，令那些只知选样尝味之辈涩口、扎嘴而走”⑨。借用他们的理论视角，孙犁的晚期风格兼具两者，并有一个由“适时”到“反常”的过程：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其创作呈现出与生命成熟一致的“达观天人，会通福祸”的浑然老成⑩；80年代末尤其是进入90年代以后，伴随身体的病痛和衰老，他的情感与表达与“惯常”背离，愤世嫉俗、“不合时宜”的状态愈来愈显明(11)，最终拒绝和解、自我隔绝(12)。 孙犁无疑是中国现代作家中“晚期风格”最突出的一位。一方面，其晚期作品“突破已有风格，突破早期局限，突破熟悉题材”，“在原来的基础上完成一次飞跃”(13)；另一方面，他的晚期创作无论“适时”还是“不合时宜”，语言形式均达到孤高浑成、道术合一的境界，创造了中国现代散文的新风格。正是晚期创作使孙犁由一个解放区的作家，跻身中国当代文学大师行列。正如阎庆生所说：“孙犁作为文学大师的实绩，主要在于他的晚年。”(14)王富仁也认为：“他晚年的创作，给广大读者一个惊异，也一洗研究者的耳目，使之不能不重新思考和研究孙犁及其作品。……孙犁的晚年，是他一生创作的一个升华，也是对他一生创作的一个别样的说明。”(15) 有研究者指出，孙犁的“衰年变法”并非突变，而是其来有自(16)。孙郁认为孙犁的语言对古代文章进行了创造性继承，其对“新”“旧”的融合，修复了“五四”以来新文学与传统文学的断裂(17)。本文在诸多研究基础上，进一步从历史与生命的维度，探讨晚期风格作为一种精神现象与美学创造对孙犁的意义，并发掘中国传统文学遗产对当代文学创新的价值。 一、“复古”与创新 20世纪70年代末，孙犁带着充满传统散文神韵的短篇作品复出，令人耳目一新。80年代初，他谈散文创新时表示，“也不能说，只有接受外来影响，才能创新。中国散文，在接受外来影响以前，也是不断创新的”(18)。他所说的“中国散文”，不是“五四”以来沿用西方文学分类所称的“散文”，而是中国传统文章学意义上的散文，即包含政论、史论、传记、序跋、碑铭、尺牍、笔记乃至骈文辞赋在内的“汉语文章”(19)。他认为，当代散文创作要克服“迎合风尚，夸张虚伪”及空洞崇高的“陈词滥调”，应向古人学习，创作“所见者大，而取材者微”的“中国散文”(20)。他的晚期创作，就是以回归“言之有物”的“中国散文”传统为路径，实现了文体的创新(21)。 1981年孙犁所写《生辰自述》，是四言古体(22)。彼时，有感于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后国家“政治清明，言路广开”(23)，他心情愉快，写作渐入佳境，这一年就出版了散文集《秀露集》和《澹定集》。《生辰自述》采用文言，与《书衣文录》相似，是孙犁“私语”写作的“文字积习”(24)，并非有意造作。他发表的作品，语言虽有古雅之气，但绝大多数仍是平易的口语。就语言的清峻与冲淡看，孙犁确实继承了周氏兄弟的遗风，但更有泥土气，最终自成一格(25)。孙犁与一般新文学家竭力排斥“旧传统”不同，一生都“爱好中国旧遗产”(26)，对鲁迅那代人的旧学修养仰慕有加，认为自己阅读经书和子书不得要领，与未上过私塾、缺乏“童子功”有关。“我自幼上的是洋学堂，没有念过四书五经，总觉得是个遗憾。上初中时，曾先后两次买过坊间石印的四书，和商务的大字排印本……抗战时期，我赴延安，书袋里还装着一本线装的《孟子》。”(27)他认为“五四”以来的人读书，是“一代不如一代”(28)，故“一直想补上这一课”(29)。他的信而好古并无家学渊源，在保定私立育德中学接受六年的精英教育，对奠定其旧学基础至关重要。那时，育德中学花重金延聘名家任教，老师皆为专家。他的初中国文老师是新文学家，却“喜欢讲一些中国古代的东西”(30)，并“用清朝注释家的办法”讲《庄子》(31)，这使他初识版本并开始“鼓捣旧书残籍”(32)。孙犁的高中国文老师是华北有名的古文家孙念希，孙犁那几年作文全用文言，屡“得佳评”(33)。20世纪80年代初，孙犁谈散文写作时认为，写散文比写小说难，因前者“要有素养，需要基本功，要有课堂训练”(34)。育德中学高中文科教育有些像大学预科，老师为学生开列书单，其中有大量中外人文社科经典原著。孙犁正是在这一时期，通过读书接受了左翼思想。参加革命并未改变孙犁的“好古之思”，“进城”不久，他就成为天津旧货市场常客，淘到旧书古物则“爱护不倦”(35)。1956年病后，他函购古书更成规模，“先是买笔记小说，后买正史、野史。以后又买碑帖、汉画像、砖、铜镜拓片。还买出土文物画册，汉简汇编一类书册”(36)。在政治运动如火如荼的年代，他在旧书古物中，如置身“荒山野寺”(37)，度过严重的心理危机。他说读古书“给了我难以言传的精神慰藉。母亲、妻子的亲情，也难以代替”(38)。从孙犁谈读书的文章看，他的阅读参考了传统目录学，虽未尽读，但相当系统和广博，如其七十自寿诗所言，在“十年荒于疾病，十年废于遭逢”的创作“空白”期，他阅读了“圣贤传道的书/星象占卜的书/农耕授时的书/牛羊牧畜的书”(39)，而这些书，“十之八九”是据鲁迅日记所附书帐按图索骥购得。因此，他读的旧书是经过鲁迅汰选的“国学”经典，其读法也与鲁迅相似，不以收藏、稽考为目的，纯为满足阅读趣味。孙犁晚期风格的形成，与中年以后长期对古书的阅读有关。谈起古书，不能不提及鲁迅1925年在“青年必读书”征文中的著名论断，即青年“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并说“我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40)。然而，以鲁迅为精神导师的孙犁，却因在古书中“沉静下去”，保全了自我。孙犁说：“我有时也想：恐怕还是东方朔说得对吧，人之一生，一龙一蛇。或者准声而歌，投迹而行，会减少一些危险吧?”(41)同时，“中国人的行为和心理，也只能借助中国的书来解释和解决”(42)。当同代人汲汲于紧跟时代潮流，却仍难免“斯文扫地”时(43)，孙犁的自我放逐，却保持了独立人格。黄卷青灯中，他与古人成为异代的“同时代人”。作为革命作家，孙犁自然深深地嵌入自己的时代，然而回溯过去，沉浸于古典文化中，却使他获得与时代的某种疏离，因而“比其他人更能够感知和把握他们自己的时代”(44)。这使他复出后，目光如炬、见解不凡、语出惊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