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可谓突飞猛进，日趋稳健持重，特别在文献史料、研究领域、研究方法以及文学史写作等方面，成果硕。在推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从批评化到学科化的道路上，也成效显著，这表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度过了学科焦虑期，进入理性而稳健的学科化建设时期。其标志在于，一是学术学科意识增强，提出了不少有学术价值的研究问题；二是学术队伍不断壮大完备，特别是出现了一批有代表性，有个人特点的中青年学者，形成了老中青相对完备的研究队伍；三是自觉加强学科制度化建设，产生了学术辐射效应。如召开专题学术会议，提升学术刊物质量，扩大专业招生计划，组织学术评奖，等等。 尽管如此，在我看来，中国当代文学的学科化建设仍需要在确立学科属性、强化学科规范，提升学术质量，扩大学科影响等方面持续着力，推进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化和经典化进程。历史化是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学术基础和学科基石，经典化是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质量标准，它们都是中国当代文学学科发展的重要支撑。 一 中国当代文学的学科化应是从文学批评和文学史写作开始的。文学批评是当代文学研究的学术特长和杀手锏。在当代文学史上，善作评论，长于评论者众多。文学批评的广泛开展，为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和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七十多年来，出现了众多评论家，有老批评家茅盾、冯雪峰、周扬、林默涵、冯牧、陈荒煤、何其芳、蔡仪、以群、秦兆阳等，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出现的陈涌、朱寨、李希凡、蓝翎、阎纲、严家炎、陈丹晨、谢冕、张炯、杨匡汉、刘锡诚、顾骧、缪俊杰、蔡葵、张韧、王愚等，另有1980—1990年代后成长起来的雷达、曾镇南、范咏戈、陈思和、王晓明、丁帆、孟繁华、陈晓明等。21世纪以来，新一代批评家也在不断涌现。文学批评是对文学思潮、文学现象和作家作品最敏锐而真切的感受和体验，得出了独到而鲜活的判断。文学批评是“一种稀有的、因而是受到崇高评价的才能”，对文学创作有鲜活的审美感受力①。文学批评参与文学创作，规范文学走向，助力文学发展。这也是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史上最有特色的内容。 中国当代文学史写作是中国当代文学学科建构的前提和基础。1953年8月，王瑶先生撰写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下册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它附录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艺运动(1949年10月—1952年5月)”，这应是对当代文学进行历史叙述的最早尝试。它分别从“思想领导与组织领导”“文艺普及工作与工农兵群众文艺运动”“戏曲改革工作”“理论批评与思想斗争”“创作情况”“文艺界整风运动”②六个方面描述了共和国成立后三年间的文学发展情况。王瑶先生“文学史稿”的主体内容是叙述“五四”之后的新文学史，当代部分只作为“附录”存在，但他毕竟是文学史家，该附录最为精彩的地方，一是强调当代文学的“思想领导与组织领导”特点，二是突出当代文学的“工作”性质。1959年9月，担任中国作协领导和《人民文学》主编的邵荃麟写作了《文学十年历程》一文，主要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十年文学成就进行了全面总结，应是第一次对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历史书写。文章不在历史描述，而在展示成就和总结经验。他认为，共和国十年文学“虽然还年轻，可是多么茁壮、矫健，多么朝气蓬勃!它是我国社会主义时代劳动人民自己的崭新的文学”③。它具体表现在：“和群众最广泛地联系的文学”，“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发展”，“群众创作运动的高涨”和“历史上第一次多民族文学的共同繁荣”。主要经验在“没有思想斗争，文学不能前进”，“作家和群众结合是实践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基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推陈出新是我国社会主义文学发展的基本途径”。最后，他得出结论：“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学现在还年轻，然而它将迅速地变得更加强壮、更加成熟。”④邵荃麟特别突出当代文学的社会主义性质，如思想斗争、群众文艺、现实主义主旋律以及“双百”方针等。它们确实是中国当代文学十年的总体特点。尽管只是十年文学历史，后来的当代文学史也多以作家作品为中心，但邵荃麟对当代文学的十年总结全面而丰富，既有批评家的敏锐，又有文学史的气魄。至于中国当代文学的起止时间，至今尚无定论，因为文学史时间不同于自然时间，它是历史的，也是价值的。批评界还曾出现过当代文学能不能写史的争论。到了今天，也仍然面临“九十年代文学”以及新世纪文学如何入史的问题。 1962年，科学出版社出版了华中师院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稿》，1963年，作家出版社又出版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写的《十年来的新中国文学》。《十年来的新中国文学》仅仅六章，除序言外，按“小说”“诗歌”“话剧和新歌剧”“散文”和“儿童文学”等文体铺开叙述，把“儿童文学”纳入当代文学史，犹见其学术眼光，且将“十年来的新中国文学纪事”作为附录，不无文学史意识。《中国当代文学史稿》在“当代文学”的命名上拔得头筹，介绍文学思潮和作家作品，内容全面，可谓当代文学史写作初期的代表性著述。它的编写开初是作为教材，多年以后编写者则有学科的深思，认为：“‘当代文学’学科的发生，是一种时势使然，不是哪一家哪一部文学史能够单独促成的。新中国经过十年的发展，在政治、经济上已经站稳了脚跟，那么在文化上是否站稳脚跟呢?这是一个必然要提出的问题。文学作为文化的一个重要部门，必须对此做出回答。这就是‘时势’，这才是‘当代文学’学科得以发生的根本原因。”⑤把当代文学史写作纳入国家战略，有着宏大叙事意图，但在当时能够编写如此厚重的文学史，不无鲜明的学科自觉意识。1979年，编写组承担“高等学校文科教材”《中国当代文学》三卷本的编撰工作，1999年主持《中国当代文学》两卷本的修订。有意思的是，书名却没有了“史”的标识，书的“后记”作了说明：“考虑到高等学校特别是师范院校教学的需要，本书以分析、评论作家作品为主，兼及史的论述。”⑥1980年代，郭志刚、董健等编写了《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也是受教育部委托编写的高等院校中文系教材。随着时代发展和研究的深入，“初稿”成了“老教材”，2005年，该教材主持者之一的董健重新组建队伍，由他和南京大学的丁帆、王彬彬共同主编，出版了《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试图以历史反思和批判精神揭去历史阴影的“遮蔽”，彰显当代文学研究的人文意识，凸显当代文学历史的文学工具化与文学自觉，民族情结与世界眼光，主体精神与大众精神生活之间的张力。尽管它也是一部教材，有教材共同的缺憾，但它对文学独立的思想、审美和艺术的坚守以及毫不含糊的评判，让人耳目一新。由此可见，中国当代文学学科建设主要是以文学史教材的编写及教学方式而建构起来的，它主要体现为对当代文学历史发展进程的认知和评价，缺乏文学史的当代性和个人性，缺乏文学史的形式自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