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人工智能哲学(Philosophy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作为哲学研究的一个新领域越来越受到学界的关注和重视。人工智能的哲学研究与人工智能的定义存在密切关系。1956年召开的“达特茅斯会议”(Dartmouth Conference)给出了最初且最强版本的人工智能定义——再造心智或心灵(mind)①，使机器充分实现甚至超越人类智能。此外，学界也提出了若干弱化版的人工智能定义，即机器能近似地实现人的心智功能，但其本身不具有心灵。塞尔(John Searle)在这方面的研究最有影响。②博登(Margaret A.Boden)倾向于把人工智能哲学所讨论的人工智能确立为“一般性的智能科学”或“认知科学的智力内核”，认为这样“既可以解释(也许还能使我们复制)意向性的一般范畴，也可以解释以此为基础的各种不同的心理能力”③，这看起来消除了“强”“弱”人工智能之间的区分，却大大简化并泛化了人工智能哲学，即至少无法通过智能科学、认知科学呈现人工智能的存在本质，即使承认人工智能可能存在心灵，但在本体论层面仍需澄清人工智能是自我还是他者、有没有主体与客体的差别。郭象在对《庄子·逍遥游》中的“定乎内外之分”作注解时提出了“内我而外物”的观点④，这一观点也许能够为人工智能哲学研究引入一个物我问题的分析框架。 现有研究很少将人工智能纳入物我问题框架，不过有学者从《庄子》文本出发，试图从多重维度形成一个创设性的“主体—外物”关系图式，提炼庄子哲学中的己物关系的核心内容。人工智能颠覆性地重构了人类的主体性，并向人类的身份认知发起挑战。同时，去人类中心主义思潮的兴起，也使物的问题全新地呈现在人类面前。简言之，己物关系已被推向思想前台。⑤更有学者从存在之维的哲学高度，在己与物前加上“成”，提出了“成己与成物”的命题，“也就是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改变世界和改变自己。以本然世界的超越为内涵，‘成己’与‘成物’的过程同时指向意义世界”。⑥己(或我)和物均非静态的存在，而是在动态中不断获得意义并构建起意义世界才成其为自身的。就此来说，物我问题也是在存在论维度上探讨人工智能问题。 一、身与心的衍生品：物与我 《庄子·齐物论》蕴含着物我同一的命题。比如，“非彼无我，非我无所取”⑦，意为没有彼则我不能存在，没有我则彼无所依托，也不能存在。又如，“物无非彼，物无非是。自彼则不见，自是则知之。故曰彼出于是，是亦因彼”⑧，说的是物无彼此之分，作为彼的物即作为是(此)的物，于物而言，如果彼被遮蔽，那么此将被看见，反之亦然，因而彼此一体，相依相成。在庄子看来，物与物、外物与内我应被齐一地看待，此物与彼物在本质上并没有区别，我与物也是统一的。只有将我融入物并将物内化于我，打破内外之分，才符合道的要求，从而达到“逍遥游”的境界。 但是，从道家“反者，道之动”⑨的哲学方法论来看，庄子的这些思想还存在另一个层面，即必须承认现实的状况是，物我不仅是两个不同的本体，而且物有彼此、内外有别。正因为这样的现实与道是对立的，所以庄子才着力论述万物相齐的道理。也就是说，庄子之论的前提是承认物和我之间存在张力。这里其实蕴含着一个物和我是什么关系的问题，即物我问题，庄子要对这个问题作出回答。 我是内，是主体；物是外，是对象，或者说客体。近两千年后，笛卡尔沉思带来的身心问题(mind-body problem)与此形成了积极呼应。庄子试图以齐物的方式打破外物与内我之间的相互束缚和相互限定，实现对物我二元对立的消解。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基本否定了这种二元论被消解的可能性，因为“我思”具有牢不可破的形而上学基础，思之主体即我是不能被怀疑或拒斥的。承认我，也就意味着世界上要么只有我这个唯一本体，要么我之外还有其他的非我本体。 笛卡尔所谓的我与作为生物个体的人并不是完全一致的。必须被世界所承认的本体我是在思考的那个主体——心灵，但心灵进行思考要以人的身体特别是大脑为基础，因此承载心灵的肉体是什么便成了问题。我不能逃逸出身体，身体也对放逐我无能为力，故而身体是无法被囊括在我这个本体之内的。也就是说，对本体我的承认即对身体外在性的肯定——这个世界不得不承认外在于我的其他本体。在笛卡尔这里，身体作为另一个本体的存在具有必然性，它的本质是与我相区隔的物。对此他肯定地说：“可是没有再比这个自然告诉我的更明白、更显著的了，那就是我有一个肉体，当我感觉痛苦的时候，他就不舒服；当我感觉饿或渴的时候，它就需要吃或喝，等等。因此我决不怀疑在这上面有没有真实性。”⑩ 心我与身物相交融，理性与感性相配合，构成了笛卡尔关于认知的基本图式。当然，笛卡尔讨论的物并未局限于身体。心我知觉的对象，一部分直接源于身体，像饿、渴等身体本能的感觉，其他的均以身体为中介，来源于身外之物。正因为这些其他的知觉对象间接来源于外物，且要通过身体进行转换，所以心我的认知才可能会出错。但无论心我获得的是不是错觉，它的确清楚地知觉到了心和身之外的东西，那么身外之物就必然真实地存在，对物质性世界的普遍承认也是此中之义。笛卡尔在西方哲学史上的独特地位是由于他开启了认识论转向。(11)他对“知识何以可能”的思考，构成了近代哲学和古典哲学的分野。他提出的身心图式具有深刻的认识论意义，是表征上述分野的基本标志。笛卡尔的后来人沿着他所开辟的道路继续前行，康德在18世纪通过“哥白尼式的革命”(12)找到了一个更令人满意的方案。但随着人工智能的出现和认知科学的发展，围绕身心关系的争论再次被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