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转型是学界讨论颇多的一个重要问题，涉及诸多领域。钱穆说：“论中国古今社会之变，最要在宋代。宋以前，大体可称为古代中国。宋以后，乃为后代中国……故就宋代言之，政治经济，社会人生，较之前代，莫不有变。学术思想乃如艺术，亦均随时代而变。”①“唐风宋韵”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一个词语，大致而言，唐风是开放、多彩的，宋韵则是内敛、平淡的。在此意义上可以说，韵是唐宋转型的一个基本范畴。 韵在中国历史上具有悠久的传统，尤其是六朝时期，品藻人物以韵为风流得意，谢赫论画以“气韵生动”为“六法”之首，意味着韵成为重要的美学范畴。然而韵上升为统摄性美学范畴，则完成于北宋。成复旺说：“至宋代，‘韵’被推尊为极致，以至于‘韵’就是美，美就是‘韵’，有‘韵’即美，无‘韵’即不美。面对这种情况，谁也无法否认：一个文以韵为主的时代到来了！”②这种本体论转向标志着中国古典美学的一个重要突破。范温的《潜溪诗眼》是首部系统阐释韵的专著，钱钟书认为：“吾国首拈‘韵’以通论书画诗文者，北宋范温其人也。”③该著的理论建构根植于苏轼、黄庭坚的美学思想体系。严羽所谓“至东坡、山谷始自出己意以为诗，唐人之风变矣”(《沧浪诗话·诗辨》)的论断，正印证了苏、黄在宋代审美范式转型中的轴心地位。本文拟以范温及其思想渊源为对象，通过苏、黄美学思想的互文阐释，解析韵范畴的三重维度：士人的人格底蕴，理性的思想基础，以及和、远、淡的美学特质。 一、人格意义的韵 学界多以美学范畴论韵，这固然正确，但从北宋时代来看，韵首先是一种人格范畴。④ 然所谓有余之韵，岂独文章哉！自圣贤出处古人功业，皆如是矣。孔子德至矣，然无可无不可，其行事往往俯同乎众人，则圣有余之韵也，视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偏矣。圣人未尝有过，其曰“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圣有余之韵也，视孟子反复论辩、自处于无过之地者，狭矣。回也“不违如愚”，学有余之韵也，视赐辨由勇，浅矣。汉高祖作大风歌，悲思泣下，念无壮士，功业有余之韵也，视战胜攻取者，小矣。张子房出万全之策以安太子，其言曰：此亦一助也，若不深经意而发未必中者，智策有余之韵也，视面折廷争者，拙矣。谢东山围棋毕曰“小儿已复破贼”，器度有余之韵也，视喜怒变色者，陋矣。然则所谓韵者，亘古今，殆前贤秘惜不传，而留以遗后之君子欤？⑤ 显然，这是从人格意义上论韵。其核心在于：面对重大事件或困境，内心充实，运筹帷幄，却能外表平和，泰然自若。周裕锴对这段话总结道：“‘韵’不仅是艺术的最高境界，也是人生的最高境界，是一种大智大勇的人格生命的体现。正如朱熹所说：‘真正大英雄人，却从战战兢兢、临深履薄处做将出来，若是气血粗豪，却一点使不着也。’这就是圣贤出处、古人功业的‘有余之韵’。由此可见，范温论韵乃以宋代的人生哲学为其诗学的底蕴和旨归。”⑥宋代士人的人生哲学，经历了由外而内、由动而静的转变。宋初崇文，士人积极参与政治，范仲淹的“先忧后乐”代表了当时的集体呼声。然而，从庆历新政开始，北宋政坛历经动荡。士人的兼济理想难以实现，于是转向内心世界，从兼济天下转向独善其身，理学与美学由此兴盛。就理学而言，“养”是其核心，与韵密切相关。朱熹的“战战兢兢、临深履薄”即为明证。“养”指内在心性的涵养，沉潜内敛。由“养”之功夫，而有不同的气象。北宋二程十分重视气象，这集中体现在对孟子和颜渊的辨别上。“孟子有功于道，为万世之师，其才雄，只见雄才，便是不及孔子处。人须当学颜子，便入圣人气象。”北宋是孟子升格和颜渊再发现的时代，但在理学家看来，孟子因为外露，不及颜渊。程颢说：“颜子示‘不违如愚’之学于后世，有自然之和气，不言而化者也；孟子则露其才，盖亦时然(一作焉。)而已。”⑦颜子与孟子的区别在于露才与不露，也就是是否内敛含蓄。二程关于颜、孟不同气象的比较有很多，大多着眼于这一点。 问：“横渠之书，有迫切处否？”曰：“子厚谨严，才谨严，便有迫切气象，无宽舒之气。孟子却宽舒，只是中间有些英气，才有英气，便有圭角。英气甚害事。如颜子便浑厚不同。颜子去圣人，只毫发之间。孟子大贤，亚圣之次也。”或问：“英气于甚处见？”曰：“但以孔子之言比之，便见。如冰与水精非不光，比之玉，自是有温润含蓄气象，无许多光耀也。”⑧ 这里由对张载的评论扩展到对孟子、颜渊的比较，明确表现出对内敛含蓄的人格的欣赏。颜渊之所以受到推崇，是因为其内在之德与外在之和的统一，“欲知得与不得，于心气上验之。思虑有得，中心悦豫。沛然有裕者，实得也”⑨。“沛然有裕”与范温的“有余之韵”何其相似！上引文中最后提到的玉的形象来自孔子，即君子比德于玉，“温润含蓄”是玉与君子的一个共同特点，其实质也是“有裕”或“有余”。 无论是盛唐士人的峥嵘外露，还是晚唐的苦吟哀叹，北宋士人均不认可。无论是仕途顺利、理想实现，还是仕途困顿、理想受挫，甚至贬谪流放，他们既没有“一日看尽长安花”的欣喜若狂，也没有“蜡炬成灰泪始干”的悲伤欲绝，面对各种纷争、蹉跎、贬谪，他们也有失望，也有动摇，但总体而言，是从容、平和的。周裕锴说：“宋人所强调的‘自持’和‘自适’的心理功能，在很大程度上是针对唐人的‘不平’和‘怨’而发的。”⑩这不仅是审美，更是人格的转型。借用二程对颜渊的评价，就是“有自然之和气”。孔颜之乐不仅是北宋理学家关注的，也是北宋士人集体关注并效仿的对象。前引范温文中“回也‘不违如愚’，学有余之韵也”，可以视为对二程以及北宋士人有关讨论的一种继承与发展。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唐宋诗风的变化也是士风的变化，这是韵作为一种理想人格的体现。 叶梦得对王安石诗的一段评论是学界多有引用的：“王荆公少以意气自许，故诗语惟其所向，不复更为涵蓄……皆直道其胸中事……晚年始尽深婉不迫之趣。”(11)借用二程对孟子和颜渊气象的区分，也许可以说，王安石早年的“以意气自许”“直道其胸中事”是孟子的“英气”“圭角”，而晚年的“深婉不迫之趣”则是颜子的“和气”“浑厚”。这与黄庭坚评价苏轼诗短处在好骂有异曲同工之意。(12)所谓“有余之韵”是壮志未酬心有不甘、虽不甘却又无可奈何的复杂心态的映射，也就是清代吴之振《宋诗钞·临川诗钞序》所说的“寓悲壮于平淡之中”。在此意义上可以说，韵的含蓄内敛实际上包含了复杂多样的情感、思想。二程评价颜渊是“不违如愚”，并不是真的冥顽愚钝；君子比德于玉，是因为“有温润含蓄气象”，并不是没有光泽，而是一种内敛、温润的光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