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春，在瑞士达沃斯，海德格尔曾在与卡西尔的论辩中谈及19世纪中叶西方哲学面临的窘境。如其所言：“在1850年前后，情况是这样的：精神科学和自然科学囊括了可认知之物的所有领域，结果就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即如果全体存在物都分属于科学，那么，留给哲学的还有什么？”①事实上，现代以来，基于西方科学的迅猛发展，它对哲学的挤压和哲学对它的攀附是一以贯之的。如18世纪初，维柯就将他讨论古希腊诗性智慧的著作命名为《新科学》，并将它寄给牛顿以求认可②。此后，这一趋势愈演愈烈，像海德格尔提及的“精神科学”这一概念，出自19世纪中期的德国，它的出现本身就说明了西方现代哲学被科学全面规划的事实。与此比较，美学作为哲学的分支，它的处境更为艰难：一方面，它在哲学中被置于边缘地带，另一方面，它比哲学更难以达到成为科学的目标。如托马斯·门罗所言：“尽管人们作了种种尝试，力图把美学转变成为一门科学，但美学至今仍旧归属于思辨哲学的一个分支。在哲学所属的全部分支中，美学可能是最没有影响和最缺乏生气的了……”③ 托马斯·门罗对美学这种悲观评价见于1928年，和海德格尔谈哲学在西方处境的时间大致相同。到1950年代，托马斯·门罗对他的评价作了调整，认为美学出现了令人庆幸的变化④，但从这门学科在现代西方的整体境遇看，这种“庆幸”也至多不过是一种短暂的幻觉。在随后的“后现代”时期，西方已经没有人太在意美学的科学性及思辨性，而是任其以碎片形式弥散于一般文化研究之中。与此形成对比的是，美学自20世纪初叶传入中国，中国学者同样没太在意它的科学或学科属性，而是更关注它对现代中国的启蒙价值。1990年代以来，中国美学同样在向文化泛化，但审美在某种程度上主导了相关的文化讨论，并由此使美学“迎来新一轮复兴”⑤。简言之，20世纪以降，弱化学科属性是美学在西方和中国的共性，只不过前者的弱化是消极的、被动的，即因无法求证它的科学性而走向反本质主义和取消主义，最终任其自失于文化；而后者的态度则是积极的、主动的，即基于对美学学科的高度肯定进而使其向文化领域释放价值。 可以认为，在当代，中西美学以正反两极的方式走到了一起，其共同的指向是美学的文化化以及作为其价值进阶的人文化。但中国学者在这一走向中看到的更多是美学发展的正面价值，西方则相反。这意味着谈美学的人文走向，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中国问题，或至少是一个在中国可以被赋予正面价值的问题。下面我将在一种相对综合的视野中，将这一问题揭示出来。 一、美学的现代处境 古代中国“有美无学”，真正学科或“科学”意义上的美学来自西方。这一背景意味着西方美学是从美学角度认识中国的先在基础，它自古迄今产生的美学思想和存在的问题均无法淡出中国美学的问题域。同样，谈中国美学的人文走向，天然就含摄了西方思想者为这门学科设定的底层逻辑和知识框架。那么，这种底层逻辑和知识框架是什么？它存在的问题又是什么？ 首先，在西方，美学是隶属于哲学的，但它在这种哲学中始终找不到自己的恰切位置。比如自古希腊始，现象与实体二分是西方哲学认识世界的基本方式。其中，现象映显于人的感官，它是个别的、偶然的、变化的、散乱的。如梯利所言，“它不指明真理，不能抓住实在的核心”，而“哲学的目的在于认识一般、不变和永恒的东西”⑥。据此，建基于感性、表现为现象的美学就永远被置于哲学的边缘地带。同时，也是自古希腊始，美一方面因为停滞于感性而被哲学家蔑视，另一方面却因与神灵相关而被赋予神圣价值。如柏拉图认为，美源于神界，是人在迷狂状态中对神灵世界的回忆。这种反向定位在西方美学的理性传统之外开启了神秘主义传统，与基于实在论的美学观形成尖锐对立。与此相应，它对艺术的认识也处于分裂状态。如塔塔科维兹所言：“希腊人大都根据是否耗费体力而把艺术自然划分为自由的和奴隶的。”⑦其中，自由的艺术指诗、乐、舞，它们因用于神灵祭祀而具有更高的精神性，是属于贵族的；奴隶的艺术指建筑、雕塑、绘画等，它们因是工匠或奴隶的劳动成果而天然是低贱的。这种状况说明，自从西方思想者对美的问题形成思考开始，它的底层逻辑和知识框架就是分裂的，与实体的疏离和与神界的接通形成了几乎难以弥合的张力。也正是因此，美的本质问题在这一语境中几乎是在以一种无解的方式被讨论，这就是柏拉图所谓的“美是难的”⑧。 实体与现象二分，神界与人间两极，是古希腊哲学留给后世西方美学的基本难题，它几乎伴随了这门学科从初创到最终被解构的整个进程。比如1750年，鲍姆加通以Ästhetik(感性学)为名出版了他的《美学》第一卷，标志着美学学科的诞生。为了解决感性认识的“低级性”问题，他赋予了感性类似理性的性质，这是试图对柏拉图留下的难题进行协调，但随后依然遭到康德和黑格尔的连续批评。如在康德看来，鲍姆加通只是在经验或心理学意义上使用感性这一概念，缺乏先验或形而上学基础，所以围绕着它并不能形成“真正科学的学说”⑨。他同时认为，把感性先验化也不能使美学因此获得合法性，因为先验感性并不是审美发生的基础，而是人一般认识的基础。据此，康德基本上全面推翻了鲍姆加通为美学确立理论基点和学科范式的努力。与此一致，黑格尔谈美学也是从批判鲍姆加通开始的，认为用Asthetik称呼美学不但不恰当，而且很肤浅，但他由此却将美学导向了一个相反的方向，即从关于人审美能力的研究转向关于审美对象(艺术)的研究，从关注美的感性转而关注其内在的意义深度，即理念。就此来看，如果说美学在古希腊时代是以一种无解的方式被讨论，那么它在德国古典美学时期，则是因为缺乏必要的共识而导致研究对象的不断置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