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数字智能时代，一种重新认识物质、反思物质的属性及其地位的思潮——新唯物主义(new materialism)正对人文学术研究产生冲击，如何重新阐释唯物主义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个热点。当代西方新唯物主义都强调物质自身的能动力量或独立地位，但是根据其理论倾向可分为三大流派①：第一个是生机论的唯物主义(vital materalism)，以G.德勒兹(Gilles Deleuze)的理论为依托，强调物质的生命活力。第二个是物本体论的新唯物主义，以“思辨实在论”(speculative realism)为代表。第三个流派是K.巴兰德(Karen Barad)开创的操演性新唯物主义(performative new materialism)②。然而，国内对于新唯物主义的研究更多聚焦于生机论和思辨实在论等理论流派，缺少对操演性新唯物主义的专题式研究。因此，本文试图通过梳理操演性新唯物主义的提出背景和理论内核，在追踪其思想动向的同时，站在马克思唯物主义的立场上对其进行反思。 一、操演性新唯物主义的提出背景：反后现代之表征主义 操演性新唯物主义开启于对表征主义思维的批判。表征主义是长期根植于西方哲学中的一种基于主体与客体、文化与自然、物质与语言等二元对立关系的思考范式。一切旧唯物主义都强调表征活动和被表征对象之间存在不可化解的间距，而且将物质对象看作外在于人的认识活动的、无生机的惰性物，并最终宣称“表象和它们声称所代表的对象(主体、事件或事件的状态)相互独立”③。后现代主义以话语分析方法企图克服旧唯物论中表征主义的二元论思维，但却以另一种方式重复了这种表征主义。操演性唯物主义着重批判了表征主义在后现代主义理论的两大代表：语言建构论和线性二元论。 1.批判表征主义之语言建构论，开启操演理论的唯物主义转向 语言建构论(linguistic constructionism)是表征主义在当代理论界的外在表现，它将一切存在都理解为语言建构的产物，将物质还原为语言的效应。“语言被赋予了太多的权力。语言学转向、符号学转向、解释学转向、文化转向：似乎在最近的每一个转折点上，每一件‘事物’——甚至是物质性——都变成了语言或其他形式的文化表征。”④语言建构论赋予人类语言以表征意义的唯一手段，并将被表征之物看作独立于语言的表征行动之外的实在。 语言建构论在后现代主义的操演理论中达到了巅峰。后现代女性主义者J.巴特勒(Judith Butler)的操演理论从两个方面论述了语言建构的机制。第一个方面来自J.L.奥斯汀(John Langshaw Austin)的言语行为理论，强调操演就是言语在特定情境中所产生的行动力⑤，突出语言在对社会规范的征引中可以施展一种权力的效应。巴特勒说道：“操演似乎是命名一种具有权力语言的方式，必须带来一个新的情况或启动一系列的效果。”⑥第二个方面则是来自J.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的解构主义，突出操演中言语的可重复性(iterable)及言语效力的可颠覆性⑦。言语被重复挪用和改写的过程也是意义不断播撒和延异的过程。操演中获得的言语效力并非是一次性的，而是多次操演产生的权威性的言语实践的累积效应。因此，巴特勒认为性别操演就是这样的时序性的重复性征引：“建构不仅发生在时间维度之内，其自身也是一个基于规范之重复的具有时序性的过程；性别既在这一重复过程中产生，又遭到消解。”⑧可见，每一次操演都是对上一次操演所积累的言语权威的颠覆和消解，这将“言语能动性”(linguistic agency)推向了顶峰。 操演性新唯物主义认识到操演理论中言语建构论的弊端，开启了操演理论的唯物主义转向。过去，只有语言和文化被赋予了自己的能动性和历史，而物质被认为是惰性的和既定的，只能在语言的重复引用中才能获得其有限的能动性力量，于是物质始终只是标志语言内在界限的工具而已，这使后现代理论陷入语言建构论与物质实在论之间的尖锐对立。真正的操演不应该仅仅是语言的操演，更不局限为人类行动的操演，而应该涵盖语言之外的非人类的行动者。巴兰德指出：“我提供了一个操演的阐述——唯物主义、自然主义和后人类主义的阐述——允许它使物质成为世界生成的积极参与者。”⑨就此，操演性新唯物主义开始重视语言之外乃至人类活动之外(非人)的操演性能动力，以此重新定义物质概念。 2.消解表征主义之线性二元论，探索“物质—话语”的复杂交互机制 如果说语言建构论是表征主义的外在表现，那么线性二元论就是其底层逻辑。表征主义思维始终将物质和话语看作是相互割裂的，在两者之间建立了一种线性的二元关系。操演性新唯物主义反对在主体和客体之间、文化与自然之间、物质和话语之间进行机械地中介，而是探索“物质—话语”之间的复杂交互机制。 后现代主义的操演理论已经初步提出了物质具有操演性的观点，但是并无法说明物质与话语之间的非线性关联。巴特勒就曾将操演与性别规范在身体层面的“物质化”联系起来，她承认“言语行为是身体行为”⑩。性别操演是一系列持续性的身体行动对言语效力的落实，也就是话语对身体的物质性进行反复重构的过程。这重新表述了物质的被动性，并且难以剖析非人类因素在“物质化”过程中的作用。“巴特勒关注的仅限于人类身体的生产(仅限于生产的某些方面)，她的物质化理论寄生于福柯的规训权力和话语实践的概念，这仅限于人类社会实践的领域。”(11)归根结底，巴特勒只关注人类身体的物质化，而对非人的物质实在领域避而不谈，因而也就无法真正说明“话语—物质”之间的非线性关系。 操演性新唯物主义强调一切二元项之间的相互交叉与互融互渗关系，并以N.波尔(Niels Bohr)的量子物理学为背景支援来消解线性二元论。波尔反对将观察和观察对象相互分离，而是认为物理测量本身将改变甚至决定被测量对象的性状，即是说观测活动构成了对象得以存在的条件。这意味着并不存在先于人类观察和测量的独立实体，也不存在独立于观测对象的观察行为，两者一开始就是相互交融的“互补关系”，“我们理解物理世界的能力取决于我们认识到我们的知识实践”(12)。操演性新唯物主义从观测活动中物质与非物质的不稳定边界着手，提出了涵盖一切人与非人、社会和非社会存在的操演概念：“它包含了重要的物质和话语，社会和科学、人类和非人类，以及自然和文化因素。……考察了使这些不同边界稳定和不稳定的实践。”(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