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匮乏到实现：马克思对自由时间历史发展的系统建构

　　“自由时间”是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明确提出的思想范畴，此后又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和《资本论》中进一步作出阐发。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马克思始终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框架内分析自由时间，深入挖掘其历史内涵，并以“演变的历史分期—匮乏的历史诱因—实现的历史路径”这一总体逻辑对自由时间的历史发展展开系统建构。这三个方面共同凝聚于自由时间从匮乏到实现的历史过程之中，呈现着自由时间的历史轨迹。时至今日，马克思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一百多年，但自由时间的发展仍未超出马克思建构的范围，后者的当代价值仍在持续凸显。一方面，深入分析马克思对自由时间历史发展的系统建构有助于明确自由时间现在所处的历史方位。从人类社会的总体发展来看，自由时间现在仍处于从匮乏状态向实现状态转变的过程之中。尽管数百年来人类自由时间的总体状况已经有了明显改善，但自由时间短缺或虚度的现象仍然普遍存在。特别是消费主义盛行使人类越发沉溺于物欲横流的商品世界之中，极大拉低了自由时间的整体质量。另一方面，深入分析马克思对自由时间历史发展的系统建构有助于坚定自由时间必然实现的历史信念。与人类迈向共产主义的过程相似，自由时间从匮乏到实现的历史转变也绝不是轻而易举、一蹴而就的。但无论这个过程多么曲折，面对的困难多么复杂，自由时间终究会在多重历史路径的共同作用下进入高质量发展的历史阶段，全人类也必将在此基础上迈入自由全面发展的理想状态。

　　一、自由时间演变的历史分期

　　马克思是在考察和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过程中切入自由时间概念的，通过详细分析资本主义时代自由时间匮乏的具体状况，强调“资本家是窃取了工人为社会创造的自由时间”。①马克思同时指出，前资本主义时代也存在剥削剩余价值和占有劳动时间的情况，只是自由时间的匮乏状态与资本主义时代有明显不同。在使用价值占支配地位的社会即人的依赖性阶段，延长劳动时间只是为了给统治者生产更多的宗法式财富，因而对劳动者自由时间的占有总会有明确限度。但在交换价值占支配地位的社会即物的依赖性阶段，资本家为追求无限的剩余价值而使工人的劳动时间不断超出自然需要的限度。只有当上述两种匮乏状态全部被消灭，人类进入自由全面发展阶段后，自由时间才真正得以充分实现。

　　第一，自由时间最初在人的依赖性阶段表现为匮乏状态。在人类进入资本主义时代之前的漫长历史时期，个人常常依附于一定的血缘共同体、地域共同体或政治共同体才能正常生存。这种人依赖人的历史阶段尽管经历了漫长岁月和不同时期，但在自由时间领域始终呈现出鲜明的共同性。一是以低生产力水平和较少劳动时间为基础。无论是恩格斯称为“蒙昧时代”的原始社会早期，还是后来在东方社会出现的高度发达的农耕文明，与资本主义时代即物的依赖性阶段相比，前者的生产力水平始终远远落后于后者。造成这种差距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分工是其中不能忽视的重要因素。男耕女织等简单、粗糙的分工方式使人在依赖性阶段的社会生产力长期处于缓慢发展状态，并进而造成人的需求缓慢发展。因此在这一时期，整个社会为满足全体成员日常需要所花费的劳动时间也始终处于较低水平。必要劳动时间较少，留给社会成员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也就更多。马克思也强调，在原始状态下人们“不必把他的全部时间用于生产生活必需品，他在维持生存所必需的劳动时间以外还有空闲时间可以支配”。②二是自由时间剥削以相对温和的方式进行。在人的依赖性阶段，对立阶级的自由时间固然也处于明显的不平等状态，但其自由时间剥削在多数情况下依然表现得温和而不尖锐。即便是在阶级压迫极为严酷的奴隶社会，奴隶主对奴隶的人身压迫十分残忍，但对他们的自由时间剥削却相对温和。奴隶在这种人身依附关系中不仅没有个人自由，还随时有可能被献祭而失去生命；但在日常的劳作中，他的劳动强度并不大，甚至在劳动间歇还能享受一些闲暇。严酷的人身压迫是为了对被统治阶级形成震慑以更顺利地维护统治阶级统治；温和的时间剥削却是因为这一阶段劳动的主要目的仍是生产使用价值而非交换价值，此时“剩余劳动就受到或大或小的需求范围的限制，而生产本身的性质就不会造成对剩余劳动的无限制的需求”。③三是自由时间以朴素健康的方式初步呈现。在人的依赖性阶段，社会成员的自由时间虽然总体上处于匮乏状态，但一部分自由时间已经体现出实现个人自由发展的特质。自由时间从最早出现开始，就不仅指劳动外的空闲时间，而且包含着更高层面的价值即促进时间主体的自由发展。原始社会的成员虽然没有意识到自由时间与自由发展的关系，但那个时代出现的多种娱乐活动(舞蹈、歌唱、绘画、投掷等)已经体现出他们对于自由时间的积极利用。古希腊不仅在理论层面把闲暇视作追求至善和自由生活的手段，而且在城邦的运行中为自由民合理利用自由时间提供了必要的场所和机会。奥林匹克的运动盛会、圆形剧场的戏剧演出、城市广场的论辩活动等，都极大促进了城邦公民的自由发展。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自由时间在这一阶段既有健康、合理的一面，也有明显的阶级局限，即自由发展只属于统治阶级，广大的被统治阶级根本没有资格参与其中。

　　第二，自由时间在物的依赖性阶段表现为新的匮乏状态。物的依赖性阶段即“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④阶段，相较于人的依赖性阶段，这一时期最核心的社会经济因素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与扩张，其自由时间也表现出截然不同的全新特征。一是以生产力迅速提高和过多劳动时间为基础。与人的依赖性阶段相比，物的依赖性阶段最直观的社会变化就是生产力井喷式增长。在理想状态下，生产力迅速提高可以大幅减少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为劳动者拥有更多自由时间准备条件。但与理想状态相悖的是，物的依赖性阶段，人的自由时间还深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交换价值无限追求的影响。资本主义固然带来生产力的迅速提升，但它所追求的并不是通过节约必要劳动时间为工人阶级创造更多自由时间，而是为自己生产更多剩余劳动时间。因此在物的依赖性阶段，无产阶级反而要忍受更长劳动时间，一定条件下他们自由时间的匮乏程度更甚于原始人、奴隶和佃农等。二是自由时间剥削以极其严苛的方式进行。在人的依赖性阶段，劳动者同时受到严酷的人身压迫和温和的自由时间剥削；而到物的依赖性阶段，这种社会矛盾状态的表现形式发生了倒转，即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人身压迫已经十分有限，但对无产阶级的自由时间剥削却变得更加严苛。这一阶段的自由时间剥削主要借助两种方式进行：一方面通过剥削绝对剩余价值而最大程度延长工人阶级的工作日，另一方面通过剥削相对剩余价值而最大程度强化工人阶级的劳动强度。在延长工作日方面，资产阶级采用的主要手段包括以立法方式强制延长工作日时长、增加夜班并实行“日班+夜班”的换班制度、在工作间隙“‘零敲碎打地偷窃’工人吃饭时间和休息时间”⑤等。在强化劳动强度方面，资产阶级采用的主要手段包括更大范围的协作、更精细的分工、更先进的机器等。这些都是在人的依赖性阶段很少使用、甚至根本不存在的方式，代表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自由时间的剥削超过了以往任何阶级和任何时代。三是不健康不合理的时间使用方式大量出现。这当然不是在物的依赖性阶段才开始出现的，在人类社会的任何历史时期，只要有自由时间就必然伴随着自由时间的浪费或虚度。但在物的依赖性阶段，各种不健康不合理的时间使用方式进一步深刻影响人数众多的工人阶级，并在整个社会呈现出扩大之势，其原因在于这一阶段工人阶级劳动时间的整体恶化。由于在雇佣劳动中感受到极度的痛苦与无聊，工人阶级就必须在劳动时间之外尽可能缓解和压制这种痛苦与无聊。首要的方法当然是休息，但除此之外，他们还需要其他更具刺激性的发泄方式，例如酗酒、纵欲等。只有在这些发泄活动中，他们才能够感受到短暂的放松，使自己暂时忘却工作中的疲惫；才能体会到短暂的快乐，使自己能够确证自己的存在，依然相信生活还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