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为根基，结合中国具体实际与历史文化传统，经由本土化、时代化创新发展形成的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哲学理论体系。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时代背景下，当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更多聚焦和突出其“中国的”理论品质，对其世界哲学属性则相对关注不足。①或者说，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中国哲学”与“世界哲学”的关系尚未得到充分澄清。因此，我们很有必要提出“作为世界哲学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可能”的问题。这不仅涉及对哲学、世界哲学的本真理解及对现时代的思想把握，而且涉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定位、现实解释力与改变世界之引导力的深度质询，是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上是作为一种汉语哲学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自我理解的重要方面。从知识体系的角度看，致思作为世界哲学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可能性，是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必然要求。 一、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亟需彰显其世界哲学属性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初心和底色。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的根本之处，不仅在于其辩证、唯物、实践的特点，更在于其自觉的世界性特质，即对自身世界哲学性质的彰显。马克思曾旗帜鲜明地批判当时哲学的狭隘性，认为“真正的哲学”是“以世界公民的姿态出现在世界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20页)的，并预言“必然会出现这样的时代：那时哲学不仅在内部通过自己的内容，而且在外部通过自己的表现，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互相作用。那时，哲学不再是同其他各特定体系相对的特定体系，而变成面对世界的一般哲学，变成当代世界的哲学”(同上)。事实上，马克思的思想理论“既是那个时代精神的精华又是整个人类精神的精华”(习近平，2018年)。马克思主义哲学历经一个半多世纪以来的人类实践检验，被证明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当之无愧的、无与伦比的世界哲学。这种世界哲学属性也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先天禀赋。 中国理论发展的内生动力。正如马克思主义哲学构成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深层根基和核心结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内核和理论根基。历经百年积淀，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逐步形成兼具理论普遍价值和实践特殊形态的哲学体系。恩格斯指出，任何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第436页)。如果说过去因历史境遇中国曾经处于世界之外或边缘而不得不“面向世界”、向世界靠拢，那么今天中国已经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甚至在诸多领域开始引领世界。可以说，中国已经发展到了“不能创造普遍性就不能实现特殊性”的新阶段。“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习近平，2023年，第11页)，无疑是当前极其重要的历史任务。但也要认识到，这里的“中国”已非传统范畴，而是日益成为普遍性价值的承载者；同样，“世界”也不再是旧模样，而是深度嵌入中国力量的世界新图景。换言之，如果说百年来我们做得更多的工作是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性“下降”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殊性，那么今天我们需要做的工作是在夯实“中国特色”的同时，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殊性“上升”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性，并以之反哺实践。马克思主义哲学绝不是“黄昏的猫头鹰”，而是“高卢的雄鸡”。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先行到未来”，以其前瞻、超越的预见性照亮中国和人类的发展之路。 回应全球性问题的哲学担当。当代西方主导的现代文明范式在资本逻辑宰制与工具理性的驱动下，创造出空前的物质财富，但也导致了系统性生存危机——生态恶化、技术异化、文明冲突等，其实质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三重关系的结构性断裂。当今，“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第104页)因此，面对系统性危机，任何民族、国家都无法将其简单地视为“外部性”问题，而需秉持命运共同体理念，实现“同球共济”。依循汤因比“挑战-应战”理论范式，全人类遭遇系统性危机时，需要以共同主体身份作出应战，进行文明形态革新。这意味着必须顺应世界历史总体化趋势，超越传统文明藩篱，走向多元一体的人类共同文明——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是人类文明共同体。正如马克思所言，真正的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和“文明的活的灵魂”，作为人类共同文明核心的世界哲学形态正待构建。当前的全球性问题植根于西方自由主义哲学，西方哲学界对此虽然有所反思，却普遍缺乏进行整体“自我革命”的勇气与自觉。在此背景下，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主动承担把握人类高度的时代精神的精华、塑造人类共同文明的活的灵魂的历史责任。 构建中国国际话语权的必然选择。学术史表明，尽管各民族、文明都有自己的哲学智慧，但是学科化的哲学的确发轫于西方。长期以来，黑格尔式的“中国无哲学”的偏见不仅在西方根深蒂固，而且深刻影响国内学界。这种西方哲学中心主义实质上是将西方设定为哲学裁判者，它把握着绝对范式、标准，而“东方过去不是(现在也不是)一个思想与行动的自由主体”(萨义德，第5页)。一百多年来，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其全部理论和实践的立足点就是“走自己的路”。这条道路所创造的经济快速发展、社会长期稳定的“双重奇迹”世所公认。然而，西方学界至今对此仍然普遍抱有偏见，将中国成就片面归结为所谓“实用主义”，将中国方案曲解为种种“战略谋略”，看不到或是刻意回避这些都是基于特有哲学理论的创新。当前“西强我弱”的国际话语格局表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尚未获得与其贡献相匹配的全球认可。中国在谋求自我发展和人类进步方面的理论、实践贡献不仅亟需世界哲学层面的升华，而且亟需在国际哲学领域得到有效传播，在重塑国际话语格局中发挥更大作用，进而更为广泛、深刻地影响世界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