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①这是马克思对阶级社会以来世界历史总体状况的判定。这一判定显然具有改变世界历史进程中人类命运的强烈意向。但是，马克思消灭阶级斗争的思想只是因为阶级斗争使人类饱受冲突的苦难，而能够毁灭人类物种的极端情况却没有进入马克思的视野。因此，马克思致力于消灭阶级斗争的初衷，直接看并不是为了保证人类这一物种得以持久生存，而是为了消除阶级斗争带来的生存苦难。但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由资本主义新变化所引发的一系列新问题已经超出了马克思的理论视野——作为人与自然冲突的生态危机和以核武器为潜在威胁的人类内部冲突，均威胁人类物种的安全，这两大威胁构成对世界历史生存论基础的严峻挑战。现在，我们应该沿着马克思所开辟的世界历史道路，在大变局的不确定性中重新探索确保人类物种实现永久生存的世界历史的生命法则，自觉地确立世界历史的生存论基础。 资本逻辑对世界历史生命法则的破坏 以康德为代表的古典世界历史理论和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从未怀疑过人类能够永久地生存下去这一自明性承诺，因此世界历史的生存论基础也从未被提到理性面前加以审视，哲学家们独断地预设世界历史是人类物种通向永久生存的过程。然而，自21世纪以来，有两大矛盾日益逼近人类的生存底线，这就是生态危机和核武器对人类永久生存的威胁。而造成这两大矛盾的根本原因仍然根植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 (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固有的第一“生命自反性” 如果不能消除生态危机，人类或许正在通向慢性毁灭的途中。人类作为生物本能地“求生”，但在资本逻辑的支配下，这一生存活动将走向其反面——“毁灭”。这一发端于“求生”而终止于“毁灭”的生存结构构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固有的“生命自反性”。生态危机本质上是由资本逻辑导致的“生命自反性”。人类的生存法则不同于动物，动物的生命活动是有界限的，即马克思所说的“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②并且从来不会超出界限(该物种的尺度)而否定自己物种的存在。但人类如果不为自己的生命活动规定界限，则这一生命活动就必然走向自己的反面，即毁灭。人类的生存和动物一样，都是建立在自然赐予的生存条件基础之上的。而自然为人类生存提供双重的生命条件，其一是物质生活资料，其二是生态环境，两者缺一不可。当人类无限地获取生活资料的时候，就必然会破坏生态环境。上述自然物所具有的双重价值可以分别概括为“使用价值”和“环境价值”。③当生命活动处于自然生态界限内的时候这一矛盾并不会发生，然而，如果超出生态界限，自然物之于人类的双重价值之间就会出现悖论：如果获得了自然物的使用价值，就同时破坏了自然物的环境价值；反之，如果获得了自然物的环境价值，就无法获得其使用价值。而现在的问题是：在资本逻辑的催逼下，人类超越生态界限而获取自然物的使用价值，于是导致了生态危机。 上述自然物的使用价值和环境价值之间的悖论，本质上是人类物种的生命活动通过人与自然的关系所表现出来的生存悖论，但这一悖论是唯独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框架下才存在的。追求使用价值是生命活动A，而环境价值承载着人类的生命活动B。在资本逻辑的条件下，迫使人类的生命活动超出了自然物的生态界限，因此出现如下生存悖论：生命活动A是以破坏生命活动B为代价的；反过来生命活动B也是以破坏生命活动A为代价。这便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生命自反性”的逻辑悖论。那么，为什么说资本逻辑使人类的生命活动超出了自然物的生态界限呢？ 如同工业革命为资本主义制度创造了客观条件一样，工业生产形式也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创造了客观条件。④工业生产使剩余产品成为可能，进而使交换成为可能，并最终使剩余价值的无偿占有成为可能。正如马克思指出的：“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⑤而工业生产进一步和技术结合起来，还仅仅是问题的表面。工业生产是科学技术的“宿主”，而资本逻辑是工业生产的“宿主”。这样，资本逻辑成为生命活动的第一推动力，即资本逻辑导致工业生产在科学技术的推动下，日益走向反自然的道路，使超越环境价值获取使用价值成为可能，从而导致人类的生命活动A破坏了生命活动B。随着资本逻辑自身的升级，当超出自然的生态界限的时候，必然导致生命活动A和生命活动B之间矛盾的加剧。现在的问题是：这一矛盾此前从未在人类的思想界照面，这是人类面对的事关生死存亡的“顶级矛盾”，它足以促使我们重建世界历史的生存论基础，并为此确立保证人类物种永久生存的生命法则。 (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固有的“第二生命自反性” 冷战后，以布雷顿森林体系和WTO的建立为标志，世界历史进入资本逻辑主导世界秩序的“单一帝国体系”阶段，单一帝国体系获得了主导世界的普遍力量。但马克思所说的整个世界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阵营的趋势并没有改变，人类社会内部的冲突仍然是生存的主要矛盾，且这一矛盾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具有世界性。这种矛盾集中体现在“帝国”与“反帝国”、“单边主义”与“多边主义”、“金融垄断”与“反金融垄断”、“全球化”与“逆全球化”、“合作共赢”与“零和博弈”、“文明交流互鉴”与“文明的冲突”等全方位的对抗关系。随着该体系的垄断加剧，“帝国”与“反帝国”的矛盾日益突出，世界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并潜藏巨大的世界性冲突。 经过两次世界大战，人类向往和平的愿望更加强烈。核武器在发明之初便带有“震慑”作用。作为人类具有自我毁灭能力的“象征”，它的存在本身就构成对威胁人类安全行为的“震慑”，以便时刻提醒人类保持和平。因为有核武器的存在，各个民族国家之间的冲突就会维持在一定的限度之内，其积极意义便在于此。
